三国时期，蜀魏吴三国的经济状况分别是怎样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三国的经济状况，接下来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欣赏。

　　古代经济和现代经济一样，都存在着一个受历史大环境影响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战争。三国也是这样，三国是从东汉末年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中脱胎出来的，自然会不同程度上受到战乱的影响。所谓“天步艰难，之子不犹”。我们就来算一算三国的经济账。

　　处在战乱背景下的三国时代，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摧毁破坏，尤其是中原地区。最能体现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是否遭到严重破坏的是人口数据，而且人口的多少，和朝廷征收赋税的多寡直接挂钩。三国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我们先来看一看东汉全盛时期的人口数据，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官方统计的户口数为一千零六十七万，人口数为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如果以曹魏统治的地盘人口来算的话，中原地区共有人口三千一百三十八万。而到了近百年后的魏晋禅代之际，曹魏人口只有四百四十三万。根据现有史料来看，从黄巾起义经过军阀混战以来，中原人口急剧下降了十之八九。陈群说魏国总人口不过能抵上汉朝全盛时的一个大郡人口稍夸大了一些，东汉人口最多的郡是荆州的南阳郡，约为二百四十三万。其次是汝南郡，约为二百一十万。魏国总人口抵上汉朝两个人口大郡，比较合理一些。当然，这里说的曹魏人口是官方统计的在编人口数据，是朝廷可以征入赋税的人口量。因为

　　军阀混战，世族豪强兼并土地人口的现象非常严重，有许多农户都被豪强们强行隐藏不报，就是“荫户”。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加上豪强们隐匿不报的荫户数量，再加上曹魏的官方统计数，曹魏总人口大约在二千万上下浮动。虽然曹魏与吴蜀的战争不断，但中原地区自曹操统一后，就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人口恢复性增长是必然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豪强隐匿的人口数量居然吞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

　　蜀汉和东吴的人口统计和曹魏差不多，蜀汉灭亡时的在编人口只有九十万，而东汉全盛时期的益州人口有七百二十七万。益州并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受到大规模的战争破坏，人口怎么会凭空下降近十分之九?归其原因，无非是豪强隐匿人口。

　　东吴在编人口大约是曹魏在编人口的一半，公元280年东吴灭亡时，有二百三十万人口。当然东吴的实际人口数远不止此，东汉全盛时期的扬州、荆州、交州共有人口九百三十多万。不过东吴受战乱的波及程度比较大，人口锐减是可能的，但也不可能凭空死去七百万，无非是被豪强们隐匿了荫户。有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壮劳力，一方面可以耕种土地，朝廷可以征收赋税吃饭。另一方面，朝廷也有充足的兵源。当然能参军的壮劳力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劳力还是被拴在土地上。

　　在小农经济中，土地的开发(粮食的产量)除了与劳动力的数量挂钩外，还与政治形势有很密切的联系。东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全国共有可耕作土地近三千五百万亩，多数集中在黄河流域地区。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了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大量土地荒芜，粮食产量的锐减，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军阀混战时，他们手上的粮食也并不宽裕，甚至连弟兄们的军饷都发不出。袁绍发给弟兄们的“工资”是桑葚果和枣子，袁术更绝，发给弟兄们的是水草和田螺。

　　曹操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但曹操比袁绍等军阀有眼光，如果成天拿枣子糊弄弟兄们，弟兄们早晚要是饿急的。曹操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屯田。中原地区缺少的不是肥田沃土，而是劳动力。战乱虽然造成了大量伤亡，但人口基数还是有的，只是为了避战乱，许多百姓都藏进了山里。曹操通过各种手段，征募百姓，在许昌附近实行了大规模屯田。许昌屯田试验大获成功，很好地解决了军民的吃饭问题。此后，曹操下令在各州郡推行屯田法，设立田官，监督指导屯田工作。曹操最终统一中原，和屯田制有最直接的关系。

　　蜀汉的情况和曹魏略有不同，中原地区遭受战乱的破坏程度非常严重，而益州地区除了刘备入川时的战争稍具规模，但破坏程度一般。益州的经济基础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再加上诸葛亮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益州基本上实现了“足食足兵”。东吴受战争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荆州，连年战乱。直到吴黄武五年(公元233年)，陆逊还要求孙权允许荆州诸将开拓农田，理由是“所在少谷”。

　　屯田是三国普遍的耕作方式，军队在无战事时就地开垦荒地，比如东吴设有“典农校尉”，职同郡守。典农校尉的任务就是在辖境内拓荒屯粮，以备战事之需。

　　赋税主要是指算赋(成年人交纳的税金)和口赋(未成年人交纳的税金)，就是人头税。此外还有赀金(家庭财产税)，均以货币结算。在算赋之外，还有一种附加的收税方式，就是“更赋”。因为成年人通常要承担国家下达的劳役任务，这是法定义务。如果成年人不想劳役，也有变通的办法，就是可以出钱交给朝廷，以钱代役。朝廷可以通过征收上来的更赋钱，另寻他人完成劳役。算赋、口赋的制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随意性很大，老百姓苦不堪言。本来种粮就没多少收成，被官府砍去了一部分之外，还要交纳人头税。第一个废除人头税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代枭雄曹操。人头税是按个人计算的，一户有五人，就要交五份人头税，以此类推，这样的收税方式对人口多的家庭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实物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收上来货币，又不能吃铜钱，还是要用钱来购买实物。与其这样麻烦，不如直接征调实物。粮食的征收有田租这一块，所以实物征收主要是绢布。历史上称这种用征收实物取代人头税的方式为“户调”。户调改变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征收模式，而是以家庭(户)为单位。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平定河北后，下达了历史上第一道户调令。曹操规定以后每户除了田租之外，另外只需交纳二匹绢、二斤棉。

　　其实早在建安五年，曹操就在统治区试行了户调制度，效果不错，然后正式推行。另外，曹操还减轻了田租，规定每亩可耕地上交四升谷子，已经算得上是薄赋了。曹操统一河北之后，中原地区的农业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和曹操实行的薄赋轻役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与曹魏隔江对峙的东吴政权，并没有实行户调制度，而是继续实行算赋和口赋的征收方式，所以东吴百姓的负担最重。

　　至于蜀汉，因为史料严重短缺，不清楚蜀汉是否实行了户调制度。在蜀汉灭亡后，中原士人在讨论诸葛亮北伐得失时，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诸葛亮……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蜀汉因为连年兴兵北伐，发动百姓服劳役是在所难免的，甚至包括妇女。杨洪在诸葛亮问他是否应该强攻汉中时，说过：“男子当战，女人当运。”不过这都属于正确的劳役范畴。关键是“役调”中的“调”字做何种解释?在我们的印象中，蜀汉国土狭小，再加上不断发动战争，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实际上蜀汉经济的整体基础还是不错的，蜀汉与魏、吴的经济形态相比，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蜀汉的经济支柱，除了粮食之外，还有生产力强大的纺织产业。

　　在小农经济社会里，耕种土地是政权的立国之本。不过仅靠种粮吃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许多副业产生出来的财政收入来支撑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除了种粮外，还有种植经济作物，比如桑麻，以及饲养畜类。在畜类饲养中，最重要的是养马。古代的马，就相当于现在的重型机械，马不但能耕种，还能骑乘，最重要的可以组成战斗力最强悍的骑兵部队。

　　北方产马区主要集中三个地区：辽东、漠南、陇西。这三个产马地区或处在曹魏控制之下，或与曹魏接壤，所以曹魏占了这个便宜，战马来源不成问题。蜀汉的情况比曹魏要差一些，但蜀汉的北方边境和传统的陇西产马区接壤，和羌氐来往密切，也能获得大批优良的陇西马。东吴比蜀汉还不如，马源几乎为零。东吴的战马一般有两种来路，一是与魏蜀作战时俘获的，一是吴蜀联盟时，蜀国赠送的。东吴和曹魏短暂的蜜月期间，曹丕也送给孙权一些战马，但数量不多。蜀汉则出手很大方，有一次就给了东吴二百匹战马。蜀汉不定期地向东吴赠送马匹，有时东吴还能放下脸面，到蜀汉求马。

　　在以上两种得马方式外，孙权意外地获得第三种方式：与辽东军阀公孙渊结盟，获得辽东战马。孙权可着劲地巴结公孙渊，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马。不仅是辽东的马源，甚至是高句丽的马匹，孙权都得到过。有次高句丽送给孙权数百匹优良战马。孙权知道没有马，他就没法对付曹魏，开拓马匹来源，是孙权的重要工作。

　　在古代的经济社会中，除了土地、绢布、货币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大宗，就是盐利。汉末三国时期，虽然连年战乱，但盐利的问题依然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盐利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所以盐一直是官营的，但因战乱，政府已经失去了对采盐权的控制。私人霸占盐池，财富都流入了个人腰包。卫觊建议通过强行的国家行政手段将盐池的开采经营权收回来，然后实行专营，用卖盐的收入购买国家需要的战略物资，同时改善百姓的生活条件，稳定人心。曹操认为此议可行，只要霸住了盐池，就不愁没钱花了。如果不是兜里缺银子，曹操也不至于去掘古人的坟头，发死人财，落得万世骂名。

　　中原地区的主要盐产地有河东、太原、渤海、雁门、渔阳、陇西、关中等地。盐一般产于天气干燥少雨的地区，比如凉州的武威、酒泉，雍州的长安、天水、南安等地。在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凉州刺史徐邈就修复陇西盐池，司马懿建议从冀州抽调五千精壮农夫赴关中采盐。魏国通过卖盐发家致富，蜀汉也有办法靠卖盐发财。蜀汉境内有许多著名的盐产地，比如临邛、朐肕、西充国、牛鞞等地。与中原地区的盐池不同，西南地区的盐是通过开发盐火井取得的。益州的盐产量非常丰富，卖盐利润非常高。刘备刚定益州时，就非常重视盐的开采销售工作，置盐府校尉、司盐校尉，专管盐、铁。在蜀汉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盐利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东吴的食盐开采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主要是通过煮盐来卖钱。东吴的产盐地主要有海盐、高要、番海等地，都是沿海地区。东吴也设有司盐校尉，专门负责盐务。东吴的盐产量是非常丰富的，东吴大将朱桓死后，因家境贫寒，孙权赐给朱桓家人五千斛盐。当然办丧事用不了这么多盐，这些盐可以到市场上销售，换取现钱。

　　以上就是三国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