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上位后，为何很多大臣为建文帝殉节呢？

　　铁铉死时年仅三十七岁，他善于谋略，为武将宿臣所不及。他在与朱棣对峙的过程中，全无怯色，惟有坚决的对抗。他心中对朱棣的愤恨，源于他对建文帝的忠贞。他身边的儒生，纷纷为之殉节，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往下看。

　　有功无愧第一人

　　一方面由于建文帝改变了太祖朱元璋苛猛的政策，他儒雅好文，大行仁政。而且臣下的想法和建议，都能够大胆的表达出来，因而得到大批久受压制儒生的拥护。另一方面，儒生们也标榜“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享受着建文帝的仁惠之政，与建文帝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再者，饱读诗书的儒生们，深受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他们坚信建文帝是合法继承人，面对朱棣的倒行逆施及来势汹汹的燕军，他们做好了誓死对抗的准备。

　　而铁铉就走在这些儒生的前列。相反，虽然朱棣依靠武力夺取了皇位，但是他却没有争取到大部分儒生的心。在儒生们眼里，朱棣是一个篡贼，窃夺了本属于建文帝的皇位。身为忠勇之士，恪守独立人格和拥有自由意识怎会向一个篡贼屈服?对于朱棣的篡权，所以铁铉拼命抵抗，与之斗争，即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除了铁铉和方孝孺，从《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看，为建文帝殉难的文臣就约百人，如此众多的人集体殉难，他们誓死要守护建文帝的江山，成为了建文帝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只是方孝孺和铁铉他们面临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皇族内部的争杀，所以“殉道的壮举减少了些许悲壮的色彩，从而带有某种历史的尴尬。”

　　虽然他们的死，向士人昭示了儒生们在“生与义”之间的正确选择，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看到方孝孺、铁铉等所遭受生命极限的煎熬，后世儒生们对专制皇权的惶恐与无奈无以复加，这是给儒生带来的最大损失和灾难，也是对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民族心理的一次极大冲击，颠覆了人们的信仰和观念，这恐怕是朱棣始料不及的。在朱棣的恐怖政治中，有部分儒生放弃了对忠义的坚守，也放弃了对理想信念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在关键时刻，却只为保全个人性命和富贵荣华，走上了一条依附于皇权的道路。这其中就有两个典型的代表人物解缙和陈瑛。

　　在依附和独立间徘徊的解缙

　　同为才子儒生的解缙，面对皇权更替，却作出了与硬骨头方孝孺不同的选择。在金陵城破之前，解缙和王艮、胡广等人聚在一起，商讨对策。解缙慷慨激昂的陈说大义，誓死要为建文帝效忠。但就在城破之时，他便第一时间投向了朱棣的怀抱。解缙，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解缙才思敏捷，文笔雄阔，是著名的才子。洪武二十年，年仅十八岁的解缙乡试获第一，人称“解解元”，次年中进士，为中书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洪武时期的时起时落

　　对于这位不可多得的才子，起初朱元璋对他钟爱有加，常令他侍奉左右，作为自己的御用文士。太祖曾在大庖西室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解缙深受太祖器重，欲施展其平生抱负，遂扬扬洒洒呈上万言书，即有名的《大庖西室封事》。对田税、军事和官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抨击，观点犀利。对于这篇万言书，太祖既非震怒，也没夸赞，只是称其才，或许是出于惜才，容忍了他对自己的批评，却也未真正采用。而这个不谙世事、狂妄不羁的儒生，接着又进献《太平十策》，言辞慷慨激昂如前。

　　对于这样一位直言不讳的才子，明太祖对他自是抱有极大期望，看到他的年轻气盛、嫉恶如仇甚至得意忘形，不适合官场的生活，所以他更宁愿把这个锋芒毕露的才子转化成一个符合专制皇权统治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只是解缙没有如他所愿。一次解缙到兵部索要差役，因语气傲慢而被降为御史。朱元璋虽然对解缙已有些看不惯，还是想把他变成临危受命的保皇派，只是对他已经有些厌弃。但是解缙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艰险境遇，仍行事无所顾忌。

　　最后

　　他先是代郎中王国用草疏为李善长伸冤，又为夏长文起草疏文，弹劾都御史袁泰。这都极大招致了在朝权贵的不满，朱元璋对其日感无奈。此时恰逢皇帝身边近臣的父亲有入朝觐见机会，朱元璋对解缙的父亲解开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这或许是他对解缙的期许，还是他想让解缙离开自己身边，各种缘由我们从杨士奇为解缙写的墓志铭中可以看出端倪。解缙后来谈到这次回乡的经历，说因为自己“率易狂愚，动遭谤毁”而远离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