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推举杨镐做主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辽东总兵张承胤全军覆没，明廷决定推举杨镐作为主帅。说起这个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而关于此次会推杨镐的原因，时任内阁首辅的方从哲，曾向万历皇帝做过一个较为详细的表述：

　　自奴酋入犯，抚顺失守，各城堡敢战之将、精锐之兵，皆为总兵调去，同时陷没，所遗者不过守城军士耳。败报一闻，人人胆丧，即固守且不能必，敢望其列营对敌，以遏狂虏之锋乎?今塘报三日不至，道路传闻辽阳、广宁俱以被围。傥此信果真，广宁离山海只五百里耳，烽火达于近郊，门廷何能御寇?时势至此，可不为之寒心哉?……适见吏部会推兵部侍郎杨镐，即众议欲用为经略者。盖本官昔巡抚辽东，熟谙虏情，威名素著。此时起用，则辽人可恃以无恐，即丑虏闻之，亦且慑服而不敢动，收宿望以救危边，所系尤为不小。

　　不难看出，在当时以方从哲为代表的明廷高层眼中，辽东情况已是十分危急，不光抚顺失守，辽东总兵及其调动的辽东精锐之兵更是全军覆没，京城霎时间风声鹤唳，甚至由于三天没有收到辽东的塘报，而传出辽阳、广宁都被包围的消息，所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当时朝廷的第一要务应是防止辽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并尽快稳定恐慌的辽人。因此经略的会推需达到安抚辽人以及慑服“丑虏”的作用，而“熟谙虏情，威名素著”的杨镐当然是理想人选。

　　那么什么叫“熟谙虏情，威名素著”呢?在明代前者一般指有军事经验且对“虏”(可具体为倭、播、奴等词)有相应了解，类似的还有什么熟知虏情、熟知边情、熟知兵事等，而后者一般表示有不错的战绩，二者都是明代推荐边方大员的常用标准。

　　而杨镐的履历是完全满足上述条件的，他在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一直担任辽海分守道，二十五年任经理朝鲜都御史，三十八年至四十年任辽东巡抚，而且杨镐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势，他在有资格的大臣之中年资很高，而年资可以说是明代官员升迁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升任蓟辽总督的薛三才就曾表示杨镐“巡抚之资亦十余年”，并推让总督之职于杨镐，而会推经略时，薛三才都已经是署理兵部的戎政尚书了。

　　不过，以杨镐的履历，在当时被推选为经略，虽然是绰绰有余，但据方从哲所言，似乎在这次会推中，只产生了杨镐一个人选，这在明代后期的会推中是比较少见的，也反映出当时可供明廷选择的人已然不多了。

　　实际上在萨尔浒战败后，这个现象便再次出现了，而这一次的会推人选则是熊廷弼。针对这个现象，时任翰林院简讨的丁绍轼还专门上疏表示“今日辽之屡败，果无人乎?……今则所倚靠者止有熊廷弼一人而已矣。嗟乎，廷弼诚可恃也，而堂堂天朝岂祗靠一人之力乎?”

　　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在此就不赘述了。更令人惊讶的是丁绍轼还提到抚顺战败后选用的辽东巡按陈王庭居然是“初试者”(这个理论上是不符合明代规定的)，直指此举对“危辽”十分不负责任。

　　不过，当时明廷的情况只怕真可用“无人”来形容了，据时任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所言，“此时朝中见在之人，内阁止一人，尚书止四人，侍郎止四人，科臣止七人，台臣领差在京者亦止十人，总之则不满三十人也”，此事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表述。缺员严重的明廷也确实很难对这种紧急的任用做到完美无缺。

　　就如杨镐的推选，我们先把能进入候选名单的人拉出来看看，能做到熟知虏情，那当然得是辽东巡抚，近十年辽东巡抚的任职有：赵楫、张悌、李炳、杨镐、张涛、郭光复、李维翰七人。

　　其中张悌未赴任，郭光复死于任上不用考虑;赵楫是因为著名的宽奠六堡事件被罢，李炳因为长定堡失事被罢，李维翰正是抚顺失陷待罪人，都不可能;张涛任内发生了努尔哈赤质子事件，这个事后来被认为是严重的战略误判，再加上本人年纪也大了，在四十六年年底就死了，也不可能。所以这么一排下来，最有可能产生经略的历任辽东巡抚，不就只剩一个杨镐了吗。

　　而且不光是这样，由于压力大、任务重、挨骂多等原因，当时有不少的官员并不愿意任职。就在抚顺失陷的两个月前，还刚发生了兵部侍郎辞职不被允许，直接跑路了的情况。而当时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已有一年半的黄嘉善，甚至还在家里待着，就是不去上任，直到抚顺失陷，辽东危急之后才动身。

　　总而言之，明廷任用杨镐为经略的决定，在当时来看既是合情合理，也是无奈之举，他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比杨镐更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