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文官与武官对戚家军的联合绞杀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历史屋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蓟州兵变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月二十日，大明九边重镇之一的蓟州发生了一场兵变，史称蓟州兵变。

　　通过《明史·神宗本纪》没有任何相关记载的情况来看，这次兵变似乎并不起眼，《明神宗实录》中虽然记载了这次兵变，但也是一笔带过的说明了兵变的起因“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及兵变的结果“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返”。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明神宗实录》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病逝后，万历朝的兵变就开始接连不断地发生，其中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有万历十一年的广东罗定兵变、万历十三年的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五年的郧阳兵变、万历十七年的云南永昌兵变和万历十九年的京营军官哗变，所以，在《明史·神宗本纪》的编撰者看来，因防海兵“要挟双粮鼓噪”而发生的蓟州兵变很是寻常不需要特意提及。

　　然而，根据《两朝平壤录》中的记载来看，发动蓟州兵变的防海兵是驻防于蓟州的南兵，再根据《明史·王保传》中“蓟三协南兵营，戚继光所募”的记载来看，这些防海兵其实就是戚家军。

　　确定了发动蓟州兵变的防海兵是戚家军后，这场兵变就显得不那么寻常了，因为戚家军一向以军纪严明著称于世，连戚家军都能因为粮饷问题而不顾军纪发动兵变，难道真的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吗。

　　结合《两朝平壤录》中“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和《明史·王保传》中“(南兵)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的记载来看，戚家军发动蓟州兵变的原因确实是粮饷问题，但是《两朝平壤录》中“(王保)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却使蓟州兵变显得颇为耐人寻味。

　　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人心迄愤惋，故招募鲜有应者。——《两朝平壤录》

　　“遂以激变耸惑军门”说明兵变是王保为诬陷戚家军而找的借口，戚家军很有可能并未发动兵变，并且根据戚家军在同凶悍的倭寇作战时的战损来看，如果《两朝平壤录》中“(戚家军)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就可以确定当时的戚家军并没有携带武器，所以，只要能证明《两朝平壤录》中戚家军损失“千三百名”的记载为为真，就能得知戚家军到底有没有发动兵变。

　　距离兵变发生一年前的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初三，辽东巡抚李化龙曾在奏疏中提到：“南兵东征稍有损伤，合无仍募足三千七百名”，距离兵变发生两年后的万历二十五年，兵部的一道奏疏中曾提到：“原议调发南兵两千名”，再结合《两朝平壤录》中蓟州兵变后戚家军“招募鲜有应者”的记载来看，《两朝平壤录》中戚家军损失“千三百名”的记载确实是真的，所以，戚家军虽然因粮饷问题而发生了鼓噪，但却没有发动兵变。

　　査得吴惟忠所领浙兵，原系防倭兵数，前者东征稍有损伤，合无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银两即取足于宽奠募兵银内，或即于台兵内抽补，令驻扎山海、石门等处操练，遇有倭警，调发凤凰城一带防御，无事仍回蓟镇。——李化龙《抚辽疏稿》

　　如此一来，蓟州兵变的真相也就清楚了，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戚家军仅因粮饷问题忍无可忍而发生了“鼓噪”，结果却遭到了蓟州总兵王保的诱杀，损失了“千三百名”，并且根据《明史·王保传》和《明神宗实录》中的记载，事变发生后，虽然有戴士衡、汪以时等正直的御史替戚家军鸣不平，主张对王保“遣官按问”，但是在御史马文卿和兵部尚书石星的颠倒黑白下，王保竟然成了平定兵变的功臣。

　　蓟三协南兵营，戚继光所募也，东征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荫子。——《明史·王保传》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王保为何在诱杀了戚家军后还能被石星和马文卿说成是平定兵变的功臣?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戚继光为何要组建戚家军说起。

　　岑港之战后，戚继光痛感卫所制的败坏和卫所士卒战斗力的低下，决心编练一支军纪严明、战力强悍的新军来抵御倭寇，于是在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戚戚继光向总督胡宗宪提出了练兵之议，结果到嘉靖三十七年，胡宗宪才同意了戚继光编练新军的建议，当年十一月，三千七百名戚家军编练完成，随即开赴台州前线抗倭，取得了重大胜利。

　　隆庆元年，戚继光和戚家军被调至蓟州，在这里，戚继光提出了以戚家军为教导队练兵十万的建议，结果是泥牛入海。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戚继光练兵的核心是将领专兵、募兵为主和严明军纪，虽然这些是戚继光为重振大明军威而提出的，但将领专兵是那些掌握军政大权的文官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募兵为主又是那些靠兼并军屯田地、压榨卫所士卒取利的武将中的保守势力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戚家军因粮饷问题而发生“鼓噪”后，武将中的保守势力王保“尽诱杀之”、马文卿和石星将王保说成是平定兵变的功臣也就不难理解了。

　　理解了这些，再来看文官在蓟州兵变发生后将“南兵鼓噪罪首叛胡怀德及伪军师李无逸等凌迟、斩首有差，仍令枭示各边镇”的处理方式，就不难发现文官正是想通过坐实戚家军发动兵变的方式来证明戚继光练兵的建议根本行不通，进而防止再有其他人效仿戚继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蓟州兵变就是武将中的保守势力和文官针对戚家军的联合绞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