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是如何处理梃击案的？谁才是明朝衰落的起点？

　　很多人都不了解明神宗，接下来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欣赏。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毅宗朱由检于绝望之中第二次登上煤山，在最后一次俯瞰了他的皇宫和江山后随即用三尺白绫结果了自己、终结了大明。

　　虽然从大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早晚有一天会迎来自己的宿命，但当这一天被朱由检迎来时却令人不禁唏嘘，为了挽救皇朝倾颓，他宵衣旰食、夙兴夜寐，而最终他等来的结果却是积重难返、无力回天。

　　对于朱由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今都有一种普遍的观点：他已经尽力了，大明灭亡的罪责不应该算在他头上。

　　如果朱由检不应该承担大明灭亡的罪责，那么到底谁才是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

　　从《明史·神宗本纪》中“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记载的这句话开始，到史学大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的“明神宗之后，大明随时都有可能灭亡”这句话为止，“明之亡，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似乎成了铁律，明神宗也无可厚非的成为了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

　　根据明神宗长期怠政导致的党争激烈、吏治腐败、财政匮乏来看，无疑就是崇祯帝替爷爷万历帝背了锅，可是要根据明神宗在万历十年至十五年期间和万历三大征中的表现来看，非要说“明实亡于万历”却也有些牵强。

　　如此一来，就需要判断一下“明实亡于万历”的说法是否准确，要做出这个判断其实并不难，看明神宗对梃击案的处理就知道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十七点至十九点间)，蓟州井儿峪人张差突然闯入皇太子朱常洛在皇宫中的寝宫慈庆宫，意图行刺，因其所用凶器为一截枣木梃，所以此案在历史上被称为梃击案。

　　大明王朝的皇太子在自己的寝宫中遭遇行刺事件，瞬间引发了天下震动，要求彻查梃击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明神宗对此案的态度却颇为耐人寻味，梃击案发生的三天后，也就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才“始奉旨下法司”。

　　按理说，有刺客闯入皇宫意味着皇宫的守卫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明神宗理应最为重视，可为何他的态度却跟重视完全不沾边，难道皇太子朱常洛的安危和皇宫守卫的漏洞他一点都不在乎?

　　其实，并不是明神宗对刺客闯入皇宫不重视，而是梃击案相比于正常的刺杀案显得十分不正常。

　　什么是正常的刺杀案，至少刺客要有高强的武艺、还要身藏利器、更要不见目标不动手吧，可是反观梃击案中的刺客张差，拿了一截枣木梃进入慈庆宫见人便打，最后居然被韩本用等几个宦官一拥而上就拿下了，这不是闹着玩的吗。

　　可是，不正常的梃击案却将明神宗置于了两难的境地，放任不管吧，毕竟是皇太子遇刺，全力追查吧，面对一截枣木梃又显得有些小题大做，更为严重的是，放任不管、全力追查都会坐实明神宗对皇太子朱常洛不认可的态度。

　　结合国本之争中明神宗对次子朱常洵的偏爱，一旦明神宗对皇太子朱常洛不认可的态度被坐实，势必会在朝堂上引起更大的动荡。

　　如果说这一切仅仅只是张差和他手中的枣木梃引起的，显然是不太可信的，那么很明显，在梃击案的幕后必然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推动、策划，所以，梃击案的实质就是明神宗和这个幕后黑手之间的博弈。

　　搞清楚了这一点，就能明白明神宗的两难境地其实就是幕后黑手设的一个局，无论明神宗是选择全力追查还是放任不管，幕后黑手都能在隐藏自己的同时推动着梃击案的发展，然后将它策划好的梃击案的“真相”暴露出来，进而达成某种目的。

　　所以，明神宗破局的方式只有一种：从两难的境地中跳脱出来。

　　至于如何跳脱出来，就很考验明神宗的政治智慧了，因为“跳脱”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很难，幕后黑手废了那么大功夫帮助张差闯入慈庆宫，必定料到明神宗会被困入两难之境，岂会容忍明神宗从容跳脱。这一点从梃击案发生后“天下震动，要求彻查案件真相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可以看出。

　　明神宗要从两难的境地中“跳脱”看起来似乎很难，可是明神宗只用了一招就解决了，那就是“拖”。

　　现在再来回头看前文中提到的梃击案发生后，明神宗耐人寻味的态度其实就是在“拖”，先是拖了三天，幕后黑手还能坐得住，然后明神宗不痛不痒的“始奉旨下法司”，恰好此时属于齐楚浙党的梃击案主审官胡士相等人给明神宗送出了神助攻——对张差“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齐楚浙等党送出神助攻并不是为了明神宗，而是迫不得已，后文会提到)。

　　这下，幕后黑手坐不住了，于是在梃击案发生的第四天，也就是梃击案“奉旨下法司”第二天，王之寀在幕后黑手的安排下登场了。

　　为什么说王之寀是在幕后黑手的安排下登场的哪?

　　万历四十二年王之寀由庆云县令调任大理寺左评事，这个级别根本就接触不到张差这种行刺皇太子的要犯，可是巧就巧在王之寀在梃击案发生的五月初调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又恰巧王之寀兼任了主管刑部天牢犯人大小事务的提牢主事，又恰巧五月轮到王之寀当值(明代“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这一连串的巧合之下，王之寀被幕后黑手安排登场也就不言自明了。

　　王之寀登场后，梃击案的“真相”迅速被查明：张差经亲戚马三舅、李外父介绍与宫中的庞姓宦官和刘姓宦官结识，庞、刘两宦官授意张差入宫“打小爷(指皇太子朱常洛)”，于是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张差假扮光禄寺抬食盒的差役由刘姓宦官引领经过后宰门、尚衣监、东华门闯入慈庆宫。

　　随着梃击案的真相被王之寀揭露，结合王之寀东林党的身份(天启时期，阉党在打击东林党的《三朝要典》中将王之寀定为罪魁祸首)和马三舅、李外父跟郑贵妃是拐弯抹角亲戚及郑贵妃最宠信的宦官一个叫庞保一个叫刘成的事实，梃击案的幕后黑手和幕后黑手想要达成的目的终于浮出水面。

　　梃击案的幕后黑手可以确定就是东林党，东林党想要借此达成的目的至少有四个：

　　一、巩固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

　　二、打击郑贵妃的势力;

　　三、打击明神宗的权威，进而削弱明神宗的权力;

　　四、迫使掌权的齐楚浙三党与郑贵妃势力两败俱伤。

　　若能全部达成以上四个目的，那么东林党不仅能在大明的朝堂上一家独大，还能实现明代文官集团“圣天子垂拱而治”的理想。

　　事实上，王之寀登场后，梃击案的发展确实在朝着有利于东林党达成全部目的的方向前进。

　　首先，无论梃击案的最终审理结果如何，由梃击案引发的天下震动都会倒逼明神宗做出有利于皇太子朱常洛地位巩固的表态;其次，王之寀揭露的梃击案的真相又会形成对郑贵妃势力人人喊打的趋势;再次，无论明神宗是选择对郑贵妃断臂求生还是保护郑贵妃都会削弱自己的权威;最后，齐楚浙三党要想平息因梃击案而引发的天下震动，只能去跟郑贵妃势力拼个两败俱伤。

　　然而，东林党在推动、策划梃击案时，显然低估了明神宗的政治智慧，在“拖”出了东林党这个梃击案的幕后黑手及其目的后，明神宗准确的得出了要想阻止东林党达成目的的关键在于齐楚浙三党这一结论。

　　只要齐楚浙三党能顶住“天下震动”的压力不与郑贵妃势力拼个两败俱伤，那么东林党的所有目的就无法达成。

　　很显然，替东林党火中取栗这种事，齐楚浙三党是不会干的，所以在梃击案发生后，负责审理梃击案的胡士相等三党成员一直都竭力试图将梃击案大事化小，而王之寀等东林党成员则尽全力将梃击案的真凶指向郑贵妃。

　　看到胡士相等齐楚浙三党的表现后，明神宗相当明智的选择了隔岸观火。如此一来，梃击案的性质就变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党争。

　　这种情况下，明神宗就将自己从梃击案的漩涡中拉了出来，并且掌握了梃击案的主导权。

　　此后，王之寀等人用尽浑身解数也只是完善了张差如何闯入慈庆宫的细节，梃击案进入了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相持不下的阶段。

　　正当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相持不下之时，明神宗终于主动出招了，他授意身为内阁辅臣的三党成员吴道南向时任翰林院编修的东林党成员孙承宗咨询梃击案的后续该如何审理，显然在此之前东林党就已经知道了相关信息，所以，这次咨询的实质就是吴道南代表皇帝和齐楚浙三党向孙承宗询问东林党对梃击案后续走向的态度。

　　结果，孙承宗给出了“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郑)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的回答。

　　孙承宗的回答表明了东林党想要偃旗息鼓的态度，因为吴道南的出现意味着东林党再不罢手，明神宗就会与齐楚浙三党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这对东林党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得到孙承宗的回答后，明神宗即在次日传达了将张差“速正典刑”的旨意，然而，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都对这条旨意没有任何反应。

　　至此，明神宗意识到了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毕竟都是文官集团，他们都想借助梃击案为国本之争彻底画上一个句号，于是，明神宗又准确的抓住了皇太子朱常洛这一能了结梃击案的关键点。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明神宗先是亲自前去坤宁宫找到了跟皇太子朱常洛关系比较亲近的王皇后，向她表达了希望梃击案结案的态度，然后王皇后在明神宗的授意下派人将皇太子朱常洛请到了坤宁宫并成功劝说朱常洛同意尽快将梃击案结案，再然后，明神宗在郑贵妃的寝宫翊坤宫召见了朱常洛，在郑贵妃跪地表示梃击案与自己无关后，朱常洛给出了“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这一令明神宗极为满意的回答。

　　为了防止东林党再整什么幺蛾子，明神宗在得到朱常洛的回答后并没有掉以轻心，而是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召集全部朝臣在皇太后李氏的寝宫慈宁宫当着李太后的灵位处理梃击案(此后，东林党再想借梃击案搞事就是不忠不孝)。

　　当天，明神宗先是表达了对皇太子朱常洛及诸位皇孙的喜爱，然后又拉着朱常洛的手痛斥有关皇太子地位不稳的传言都是路边社，最后下旨“今只将疯癫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决 了，其余不许波及，恐伤天和，震惊圣母灵位”，在得到朱常洛“只决了三人便罢”的附和后，梃击案完美落幕。

　　看完梃击案的整个过程，真想为明神宗写一个大大的服，面对如日中天的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他不仅始终掌握着梃击案的主动权，还将梃击案处理的毫无后患，成功的化解了国本之争后险些令大明再度陷入长期内耗的梃击案。

　　透过明神宗对梃击案的处理过程，我个人认为“明实亡于万历”的说法并不准确，至于国本之争这件导致明亡的肇始事件，其本质是文官集团主动向明神宗发起的权力之争，完全归咎于明神宗同样不合适。

　　最后，用《明神宗实录》中对明神宗的评价“上明习政事，乾纲独揽，予夺进退，莫可测识。然每遇大事未尝不折衷群议，归之圣裁”作为本文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