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是靠篡位上台的，为何他的评价却很高呢？

　　忽必烈和朱棣都是治世明君，忽必烈也一直受到朱家的尊敬，如果没有靖难之役的发生，永乐皇帝很可能改变东亚地区的格局，让中国变为跟元朝疆域一样甚至更辽阔的超级大国。

　　明朝永乐帝朱棣，在北京接见外地重臣

　　四夷来朝

　　稳妥的，和平的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对明王朝的国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针对北方蒙古族及东南沿海的倭寇，确立了专守防卫的国防体制。一方面，对蒙政策采取藩王分封的策略，在长城沿线筑起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对倭寇的袭扰则实施了海禁与海防的对策，在东南沿海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防御体系形成后，洪武朝后半期国防上暂时获得了安定局面。

　　但是，“靖难之变”引发的国内混乱不仅导致了国土疏于管理，明朝国防体制也受到动摇。

　　其一，内乱导致了北方藩王防卫体系陷入瘫痪，一直被打压的蒙古族趁机重新得势。其二，内乱期间，海禁、海防体制废弛，诱发海上走私贸易及倭寇扰边抬头。可以说，不管永乐帝是否愿意，他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建南北国防体制的问题。但是，内乱之后，明朝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攻势解决国防问题。永乐政权首要之务是解决内政问题，全力巩固政权的基础。因此，在外政方面的主要对策只能是暂时维持现状，采取稳妥、和平的招抚政策，为内政建设营造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利用瓦剌牵制鞑靼

　　当时，蒙古草原有两个强大的部族，一个是源自蒙元系统，位于东部地区的鞑靼部，另外一个是位于西北部的新兴的瓦剌部。特别是瓦剌部迅速崛起后，大大改变了蒙古草原原有的势力版图。在靖难之变最高潮时，瓦剌部派遣使者向燕王示好，并与鞑靼部保持距离，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

　　永乐帝对蒙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彼此消耗实力。最初，明朝很重视鞑靼部，多次让他们来大明朝贡，但他们始终没想要归附明朝。反而是瓦剌部在永乐六年(1408年)主动来大明朝贡请封，永乐帝分别册封三位部族长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与之结成君臣关系。至此，利用瓦剌牵制鞑靼的体制初步完成。

　　这期间，明朝对蒙古草原的东西两端都采取了招抚政策。在东部的满洲地区，明朝积极招抚、拉拢当地女真族，使得众多女真部落归附大明朝廷，并逐一编入卫所。洪武年间设置的“羁縻卫所”仅有五个，到永乐中期数量已经有将近二百个，就这样，大明不知不觉中构筑起对蒙古的严密监视体系。

　　另外，在蒙古草原的西部，对于天山山脉东端的哈密王家，册封其王为“忠顺王”，设置哈密卫，作为对蒙前线基地，采取间接统治的策略。哈密王家原本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控制住他们，从对外贸易及战略角度出发都是不可或缺的措施。至此，永乐初期，由女真、明朝、哈密构建的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对蒙包围网正式形成。

　　重建东亚国际秩序

　　15世纪初，在永乐帝的推动下，迅速重建起东亚国际秩序。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不仅是中国方面在推动，周边各国同样需要借助中国的权威。元朝势力的衰退对周边各国的政治变动造成多大的影响暂且不提，只是如同受到元明革命的连动影响，周边各国内部也相继发生政权更迭。

　　在朝鲜半岛，随着高丽的衰弱，1392年朝鲜王朝兴起并取而代之，永乐帝时期正式接受明朝册封。同在1392年统一南北朝的日本，也在时隔九百年之后主动向明朝称臣。在安南，胡氏从陈氏手中夺取了政权，永乐初期来华朝贡请求册封，但由于其夺权即位而招致疑议，最后发展成为明朝的武力介入，平定安南。谋求自身政权的正当化以及贸易往来，是这些国家来华朝贡请求册封的主要目的。

　　14、15世纪时期，伴随着东亚地区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产生的倭寇肆虐、贸易圈的扩大等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当然这也暗示着东亚一体化的趋势与东亚各国政治层面的发展有密切有机的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日本加入册封体制，它象征着东亚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如果日本愿意，东亚地区确实有接纳它的共通基础。

　　父子相同

　　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永乐帝的父亲太祖朱元璋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每当有事，他都会言及忽必烈在位时“四夷朝贡”的盛世，公正地评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四海内外莫不臣服”这句话最能代表他言及忽必烈时的深思与向往。考虑到北元势力，他不能直接赞美忽必烈，但可以肯定他经常在心中欣赏忽必烈。对于曾经身为元朝人的朱元璋来说，忽必烈就是近在咫尺的存在，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元世祖忽必烈

　　但大明开国不久，他身为皇帝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基础，不可能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对他而言，建立起大明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已经足够了，不必要的对外征伐只能是浪费民力和财力。他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大明为“不征之国”，严禁随便使用武力，这也正是他的政治体制的表现。他怀抱着对“忽必烈盛世”的憧憬，却始终没能成为忽必烈。

　　永乐帝展开了与朱元璋完全不同的积极的外交策略，他在位期间，明朝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虽然对蒙古及安南诉诸武力，但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周边各国来华朝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在东北地区黑龙江(阿穆尔河)下游流域设置奴儿干都司，将满洲完全置于明朝管辖之下。以对西藏的分割统治为开端，和西方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洪武时期在西南地区云南等地实行的“土司制度”此时更加完善了。

　　据说，永乐帝积极的外交策略，与他青年时在北平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北平是元朝的故都元大都，是众多民族杂居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它与完全是汉人居住的南京相比，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永乐帝自然而然想去外面开阔眼界，这与他个人雄才大略、气宇轩昂的性格相辅相成，正是这种开放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外交上的积极进取。

　　的确会有这方面的因素吧，可以想象北平的国际化氛围对他的思想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建设元大都的忽必烈也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尽管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即位的非法性吧。

　　如前所述，永乐帝即位之时，就以太祖朱元璋的继任者自居。但若他仅满足于太祖的继承者，就无法洗刷篡位者的污名。若想使“王朝内革命(即篡位)”合法化，创造出新的皇统，就必须开创一个任何人都要认可的“盛世”，那是对太祖政治的继承，更是一种超越。

　　那么，怎样做才能超越太祖，获得众人的认可呢?那当然是实现太祖时代从未有过的“四夷朝贡”的盛世，塑造出一个真天子的形象。这种情况下，永乐帝应该效仿的不是唐太宗，必定是元世祖忽必烈。

　　开创新中华

　　忽必烈君临横跨欧亚大陆的“天下”，统治着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永乐帝以忽必烈再世自居，想要接近并超越忽必烈，以此为自己正名。

　　忽必烈是否将成为中华世界的天子作为目标，这里暂不讨论。依据中国式理论即华夷秩序的观念，四夷朝贡的“忽必烈盛世”被赋予特殊意义，忽必烈被推上“真天子”的神坛。太祖朱元璋也是因此推崇忽必烈，而在这一点上，永乐帝和朱元璋的出发点没有区别，都是遵循传统的华夷秩序。

　　永乐帝热衷于建立华夷秩序，而太祖朱元璋更重视内政。因此，可以说，永乐帝既是太祖朱元璋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元朝或者说忽必烈的后继者。他超越了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华。永乐帝去世后，被赋予了与“太祖”同等尊贵的“成祖”的庙号，从他的成就来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永乐帝即位之后，再度上演了一出堪比元明革命的大戏。

　　扩大的中华

　　郑和的南海之行在永乐帝积极推进的各项外交政策中，大放异彩的当数由宦官郑和担任总司令官的南海远征。从规模程度来看，真正空前绝后的是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九年间的七次远征海外。最后的第七次远征时，已经是永乐帝的孙子宣德帝在位时期，所以，永乐年间的海外远征只有六次。

　　描绘郑和下西洋场景的画作(约作于1558年)

　　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远征海外。例如，第一次远征时，随行的士兵就有二万七千八百余名，舰队中大的战船就有六十二艘，还包括很多小船。据统计，被称为“宝船”的最大战船全长约一百五十米，船宽约六十米。确切数字可能或有出入，但可以想象到“宝船”是相当规模的大战船。只有这种规模的大航海才足以载入史册吧。

　　他们不仅数次访问东南亚诸国，而且每次大航海都延长航线，到达过印度洋、波斯湾、红海沿岸诸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途经访问的国家多达三十几个，每次航海归来，都带着出访国的使节回国。郑和七次大航海虽被称为“南海远征”(中国称为“郑和下西洋”)，但并不是武力征伐，而是以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为目的的访问。

　　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航海集中在15世纪初叶，之后为何突然中断了呢?围绕着这个疑问展开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各种猜测、解释始终不断。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逃亡南方的建文帝，有人说是为了清剿元末群雄张士诚部残余，有人说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还有人说是为了扬国威于海外……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诸多说法之中，现在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郑和的航海行为总的来说是为了海外贸易的扩大与发展。

　　太祖朱元璋建立了“海禁-朝贡”的二元体制，永乐时期则完全禁止了民间自由贸易。这种情况下，明朝要稳定地获得所需物资，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强朝贡贸易。尤其是明朝上流社会奢侈之风盛行，海外奢侈品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因此，对海外贸易的期望也随之逐年提高。可以说，在这种国内背景下，郑和的远征当然就是以促进海外贸易为目的的海外扬威。

　　贸易为次

　　但是，郑和远征海外的目的果真如此吗?况且，他的航海不止一次，而是连续七次远航。且不说七次远征能获得多少利益，远征所耗费的财力、物资之巨远超所得，这也是非常明显的。若以获取海外物产及经济利益为目的，可以通过很多种渠道获得，完全不必特意采用这种复杂的方式。

　　说起来，永乐时代的对外贸易往往被永乐帝的积极外交所掩盖而产生诸多被误解之处。比如永乐帝放宽海禁、奖励国际贸易以及免除朝贡贸易中附带物资的关税等，容易让人认为永乐帝重视对外贸易。如果把朝贡国数量的增加也理解为永乐帝重视对外贸易的结果，这些想法就大错特错了。

　　永乐时期的海禁-朝贡体制与洪武时代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相比于经济层面更加重视政治层面，永乐帝几乎完全无视朝贡贸易带来的利润。我们从永乐帝的话中可以断定，他的终极理想就是用儒家礼仪秩序规范“四夷”，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并将其永远维持下去。

　　帝王居中，抚驭万方，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月辛亥)

　　可以看出，永乐帝时刻梦想着“四夷朝贡的盛世”。为了奖励朝贡，即使朝贡使节稍稍违反禁令也不予追究。对永乐帝而言，贸易是次要的，而“朝贡”的形式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大明华夷秩序的完成

　　洪武时期以来建立的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框架，经过永乐帝的完善最终得以完成。在华夷秩序中，以永乐帝为中心，中华与夷狄各居其位。15世纪初叶的东亚政治格局就像“五服图”所展现出来的一样。

　　“五服图”的构图中，中央是天子及其臣下(内臣)统治的地域，外侧周边是诸侯的领地，最外侧则是夷狄居住的蛮荒之地。理论上，永乐时期的周边诸国、诸民族被纳入以永乐帝为中心构成的环绕着他的同心圆形状的华夷秩序中。

　　“五服图”中，最接近中央的部分是国土之内被编入羁縻卫所及土司制度的诸民族。他们居住的“满洲”“哈密”“西南地区”原本都是“蛮夷”之地。当这些地区成为中华领域之后，他们也就被当成中华子民在这里居住。

　　既为中华子民，明朝就以“内臣”的标准对待他们。他们的首领更迭或王位继承必须获得明朝的认可，一旦明朝发生战事，他们就有义务出兵助战。此外，还必须定期朝贡，履行“朝贡贸易”。总之，他们相当于内臣，却又不是内臣，恰恰处于内臣与外臣(册封国)之间的位置。

　　“五服图”中，他们的外侧是接受明朝册封的“外臣”，是与中国皇帝之间结为君臣关系的“册封国”。册封国有义务向中国皇帝朝贡，并专门设定了朝贡的“贡期”“贡道”。

　　关于贡期，具体而言，比如规定日本是“十年一贡”、琉球是“二年一贡”、东南亚诸国“三年一贡”等。册封国未必能够严格遵守贡期，但必须要定期地按照规定的贡道进京朝贡。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恢复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市舶司，作为接待朝贡国使节的窗口。海外诸国在其中一个港口的市舶司办理登陆手续，然后按照规定的贡道进京。例如，规定日本使者要在宁波市舶司办理登陆手续，琉球使节由泉州市舶司(后改为福州市舶司)负责、东南亚及南海诸国朝贡使则归广州市舶司管理。曾经作为民间贸易管理机关的市舶司，在明朝海禁-朝贡体制的运营中改变了职能。

　　以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为筹码

　　最根本的差异就是明朝实施的海禁政策。

　　大唐世界帝国的崩溃导致了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瞬间瓦解，但周边诸国之间依然保持着经济贸易上的联系。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周边诸国的经济成长相辅相成，在东亚地域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切的贸易圈。虽然元代的经济贸易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民间的海外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但是，国家间在缺乏有序政治框架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元朝末期的东亚海域内出现了混乱。元末东亚各国商业化的发展中伴生的倭寇、海寇、海贼等，在朝鲜半岛至中国沿海一带肆虐。加之东亚各国内部的政治混乱，也使得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不论是元朝还是周边诸国都已经不再拥有足以剿灭他们的力量了。

　　因此，明朝成立伊始就面临着两大课题，即重建唐亡以后崩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以及恢复东亚国际贸易市场的经济秩序。

　　明朝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成功解决了这两大课题。这就是从洪武时期至永乐时期建立并完善的海禁-朝贡体制。

　　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东亚全域。若周边诸国想要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就必须要置身于明朝制定的华夷秩序框架中，受其规范。明朝禁止民间的海外交流，而将其限定在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当中，旨在与周边诸国之间建立起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秩序。而拥有这种实力的就是新兴的大明王朝。

　　超越忽必烈——

　　中华“世界体系”的建立

　　14、15世纪东亚世界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唐代所无法比拟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明朝凭借政治权力控制经济发展的模式，实施了全面的海禁，同时，建立起强制性的国际政治统治秩序。前面多次谈到了，明朝专制国家的出现以及东亚诸国甘愿臣服于明朝统治的对中国经济的依存现状，是东亚国际秩序得以建立的背景。

　　不用说，永乐帝的积极外交促进了东亚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完善。他想要将所有的周边诸国都纳入体制当中。明朝颁发“堪合”的国家达到十五个，说明即便是需要服从明朝的统治，以此谋求贸易利益的国家也依然很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日本，不管足利义满最初的想法如何，但明朝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确是通过“堪合贸易”不断发展。

　　永乐时期在东亚世界建立起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高效有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华与夷狄的关系被秩序化，并以朝贡贸易的利润为媒介维持着华夷秩序的稳定。正是凭借着中华的绝对政治经济实力，构想了一个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由此，我们也可以把永乐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称为中华“世界体系”。

　　永乐帝对于自己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秩序是否感到满足，我们无法知晓。但至少可以肯定，日本接受明朝的册封成为外臣，对“永乐盛世”而言，绝对是锦上添花。

　　对永乐帝而言，他在完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达成了日本的属国化，实现了忽必烈无法完成的奢望，意义重大。当时永乐帝一定很自豪自己超越了忽必烈。明朝华夷秩序的完成不仅寄托着永乐帝的自信和矜持，更是他的苦心经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