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南北榜案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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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科举舞弊案”，因朝廷先后于春夏发榜两次，故称“春夏榜案”，又因两榜分别录取南北学子，因此也称“南北榜案”、“南北榜之争”，还因主考官为翰林学士刘三吾，故也称“刘三吾舞弊案”。实际上，这次事件并非是真正的科考舞弊，而只是所谓的文人“风骨”所引发的一场政治风波罢了。

　　春榜录取学子皆为南方人，北方举子联名上疏告发舞弊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又到了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时间，经过反复斟酌，朱元璋最终任命85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王府纪善白信蹈为副主考(纪善为王府属官名称)。

　　科考进行的很是顺利，经过二月会试以后，刘三吾、白信蹈先后录取宋琮等五十一名学子。三月，经过廷试之后，最终以陈安阝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仕谔为探花，并发榜公示。因为发榜时为春季，故称为春榜;又因所录取的五十一人全部为南方学子，故也称南榜。

　　发榜之后，北方学子见录取者皆为南方人，而北方学子竟然全部名落孙山，再加上两名考官皆为南方人，因此难免怀疑其中有鬼。于是，仅仅六天之后，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跑到礼部衙门鸣冤告状，言称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徇私舞弊，偏袒南方举子，更有数十名考生在街头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的娇子上坊告状。

　　如此情形之下，坊间顿时遍布各种谣言，有人说主考官收了钱，也有人说主考官“地域歧视”，总之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份皇榜是真实可信的。事情经过发酵，很快便从民间渗透到了朝堂之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热议，先后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而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有鬼。

　　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以及已经廷试取录的陈安阝﹑尹昌隆﹑刘仕谔等十二人组成“联合调查小组”，从落第举人的试卷中每人调阅十卷，增录北方举子。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四月末终于给出了调查结果，但这个结果却让朱元璋瞠目结舌。经过复核后上呈的试卷，不仅文理不菲，甚至还有犯禁之语，由此也反映出，春榜所录取的学子完全没有问题。

　　北方学子官员群情激愤，朱元璋一怒之下全部录取北方举人

　　这个结果一出来，不仅北方落第举人无法接受，就连朝中的北方籍官员也开始怀疑其中有问题，毕竟朱元璋是自南方起兵北伐夺取的江山，朝中南方官员极多，北方官员自然有所怀疑。于是，北方的官员要求朝廷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涉案官员。

　　之后，更是有官员上奏弹劾，直指刘三吾、白信蹈与张信等人勾结，故意以陋卷进呈。

　　到了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说主持本次科举的主考官刘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等人皆为“蓝玉余党”，尤其是刘三吾曾于十多年前上书为胡惟庸鸣冤，因此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包括“十二人调查小组”在内的涉案官员全部受到严惩。张信被凌迟处死，刘三吾等人全部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

　　六月，朱元璋亲自举行殿试，之后钦点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并发榜公示，因发榜时间为夏天，故称之为夏榜;又因录取的学子全部为北方人，因此也称北榜。

　　该案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朝从洪熙元年(1425年)开始，朝廷开始分南北卷分别取士。然而，南北分榜之后，却又造成朝堂上的派系之争，中榜的考生因地域关系亲疏极为明显，同榜之间的考生拉帮结派成为常态。

　　刘三吾等人真的徇私舞弊了吗?事实上不过是文人的“风骨”罢了

　　关于主考官刘三吾，《明史》对其评价道，“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也就是说他乃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而朱元璋之所以会任命他为主考，也是考虑到了他的才学和品行，因此很难说他会在科举中对考生进行偏袒。

　　事实上，此次科举大案的发生虽然是个偶然事件，但却有一定的必然性。自五代十国以来，中国政治经济逐渐向南发展，南方的经济文化已经迅速赶超北方，而北方则由于五代十国以来屡遭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北方学子在学风和学识方面已经与南方士子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春榜录取皆为南方学子，虽然有一定偶然原因，但同样也拥有一定的必然因素。

　　然而，朱元璋本来就是一个疑心较重的皇帝，以明初的“空印案”为例，本是朝廷官员为了节省时间而取巧，朝廷也从未对此进行明令禁止，但朱元璋得知之后，却担心朝中官员彼此勾结欺上瞒下，结果酿成巨大惨案。到了南北榜案，由于春榜的确太过奇怪，而复核后的结果又大为出乎意料，他难免便怀疑朝中官员相互勾结，故意徇私舞弊。

　　此外，皇帝和官员所处立场不同也是此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南北榜案爆发之后，面对北方官员学子的群情激愤，虽说南北学子学识差距明显是客观事实，但作为皇帝不得不考虑到北方官员和学子的感情，为了平息风波，为了朝廷的稳定，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官员却不同，他们认为只要行的端、坐得正，没犯错就不该退步，更不该为了平息风波而做出退让，这违反了他们心中的“道”。

　　刘三吾作为士林领袖，他更看重的是什么?声望、风骨、名士气节而已，文人为了这些甚至可以不惜性命。如果他做出了让步，那么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徇私舞弊，这对于他的声望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更何况他已经85岁高龄了，为了身后名又何惜这条性命。

　　作为后世之人，其实我是比较理解朱元璋的，他之所以会在五月份突然态度强硬，之所以处置如此多的官员，其实恼怒的倒不是他们是否真的徇私舞弊，而更多是他们竟然为了所谓“风骨”而对江山社稷如此漠不关心，不理解自己的苦心。

　　若是真的徇私舞弊，为何主考官刘三吾仅仅流放，曾经质疑刘三吾、又负责审核的张信却惨遭凌迟，而戴彝、尹昌隆却因在复核之后推荐北方士子而得以免罪?朱元璋此举就是在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朱元璋之后发布的夏榜更是将其狠辣的手段表现的淋漓尽致，几乎就是在赌气，你们既然敢全部录取南方举子，那么我就全部录取北方举子，南方一个也不录取。

　　如上所述，与其说此事是一桩科场舞弊案，倒不如说是因文人“风骨”而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