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为何会成为三国时期群雄逐鹿的大舞台呢？

　　你知道荆州吗?今天历史屋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详细介绍。

　　荆州，在三国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曾是魏、蜀、吴三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也是许多著名三国故事的发生地。

　　与曹操共事多年的荀彧曾向其建议，“先定河北，后修复旧京”，最后“南临荆州”，便可 “天下大定”，将夺取荆州作为成就霸业的最后一步棋。

　　诸葛亮出山时，为一无所有的刘备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其中提到：“荆州北据汉、沔 ，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提出先取荆州，再取益州，待天下有变，以荆州之兵趋宛、洛，益州之兵进关中，进图中原，一统天下。

　　东吴的鲁肃也曾向孙权赞扬荆州的险要和富饶：“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三国时期杰出的战略家们都将荆州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提高到了“得荆州者得天下”的地位。

　　荆州，为何会成为群雄逐鹿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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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直接或间接提到“荆州”的章回多达三分之二，这让现代的湖北荆州人自豪不已。

　　但其实汉末三国时荆州的概念，要远比现在的荆州市大得多。

　　三国时的荆州，下辖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夏、南郡等八郡，辖境大致上是今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

　　当时荆州的范围，向北延伸至今河南境内，向南可达今广西桂林、广东韶关境内，向东到今鄂、赣交界，向西到今贵州境内。

　　荆州中心在两湖平原，即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地势平坦，略呈盆地形状。周围山川纵横，北有汉水、大洪水，南有五岭，西有巫山，东有大别山、罗霄山等作为天然屏障。

　　在大运河开凿之前，荆州是贯通南北，左右东西的交通中心。长江中游横贯整个荆州，溯江而上可达巴蜀，沿江而下可通吴越，北有汉、沔相连，南有湘、资、沅、澧，四水相通。

　　想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形胜之地站稳脚跟可不容易，有一个人却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统治了荆州近二十年的时间，将该地区发展为一块战略要地。

　　他，就是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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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之乱是开启三国乱世的关键，荆州加入乱世角逐的起因，也与董卓有点儿关系。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结盟讨伐董卓，长沙太守孙坚起兵响应，带兵途径襄阳，本想顺便请荆州刺史王睿一同出兵。

　　王睿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王祥的伯父，也出自名门望族琅琊王氏，平日里一向看不起孙坚。

　　王睿收到孙坚的邀请后，不仅没有立马同意，还想先借刀杀人干掉自己在荆州的政敌——武陵太守曹寅，因此对孙坚宣称，只有曹寅死了他才肯出兵讨伐董卓。

　　曹寅是个聪明人，想起不久前桥瑁檄诏诸侯讨伐董卓的招数，学着伪造了一篇檄文，借光禄大夫温毅的名号列举王睿罪状，请孙坚将王睿逮捕归案。

　　孙坚一向急性子，早就对王睿之前对他的轻蔑态度不满，干脆清算旧账，将矛头转向王睿。王睿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孙坚追着打，走投无路之际吞金自杀。

　　王睿死后，荆州成了一块无主之地，亟需一位继任者。

　　东汉朝廷将这一重任交给汉室宗亲出身的刘表，任命他为荆州牧。

　　刘表是当时名士，早年曾拜经学大师王畅为师，熟读儒家经典，名列“八俊”之一。后来卷入党锢之祸，被诬陷为朋党，成了宦官的重点打击对象。

　　党禁解除后，刘表被何进推荐入朝，之后一直在京为官。刘表以贤能著称，何进和宦官争斗时，他置身事外，董卓进京时，他也不做出头鸟，简单说，就是一个老实人。

　　在刘表到达荆州之前，荆州一度陷入失控的局面——北面被袁术占领，各郡县暴乱四起，当地宗族势力划地而治，屯聚自守，形成数十股宗贼(以宗族、乡里关系而组成的武装集团)。

　　半生失意的刘表从洛阳启程，单枪匹马来到局势动荡的荆州，可谓前途未卜。不曾想，这个在中央备受桎梏的老实人，竟宛如蛟龙入海，迅速地控制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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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身一人掀不起风浪。刘表一到荆州就先去拜访蒯越、蒯良、蔡瑁等地方豪族，而这些地方大族眼见荆州处于崩溃的边缘，也都希望有一个领袖来主持大局。

　　为了争取地方豪族的信任，刘表对蒯越委以重任，拜为章陵太守，又娶蔡瑁的姐姐为妻，和荆州本地豪族建立政治联姻。

　　蒯越向刘表建议，打出仁政德治的旗号，稳定荆州政局，对那些划地而治的宗贼进行招抚、诱杀，将他们的部曲收归帐下。

　　宗贼的首领大多贪婪自私，各自为战，他们手下的乌合之众也都希望归附仁德之主，过几天安稳日子。

　　刘表就让蒯越将在荆州作乱的数十名宗贼首领请来赴宴，在宴会中将他们全部斩杀，随后将这些军队全部收入麾下，没有大动干戈就平定了荆州境内的叛乱。

　　在经营荆州之初，刘表有几分危机意识，他为提防来自北方的威胁，也为了伺机夺取荆州北部的南阳郡，而将治所向北移至襄阳，应付来自荆州北面的威胁。

　　原本盘踞在襄阳周围的袁术军队被荆州将士包围，寡不敌众，只好撤离。

　　之后，建安元年(196年)，董卓的余党张济因军中缺粮，从关中进军荆州时，又被弓箭射死。随后其侄子张绣率领部下向刘表投降，屯驻于襄阳以北的宛城，自称是刘表的“北藩”。

　　在解决内部的反叛和外部的入侵后，荆州除北部南阳郡之外的其余七郡，全部听从刘表号令，“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经过刘表近20年的经营，荆州岁月静好，与世无争，百姓远离战乱，大批北方士人南下避难。荆州一度成为战乱中少有的经济、文化极其繁荣的地区。

　　刘表的事业达到巅峰，却只是“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就此止步不前。

　　当刘表逐渐老去，觊觎荆州的英雄大有人在，他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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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十三年(208年)，是荆州命运转折之年，无论是扫平北方的曹操、坐领江东的孙权，还是寄人篱下的刘备，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荆州。

　　这一年，孙权率先向荆州发起冲击，接受鲁肃的计策，在猛将甘宁的协助下，带兵向西攻打镇守江夏的黄祖，打开了通往荆州的东大门。

　　江夏位于汉水下游，三方阻水，湖泊密布，易守难攻。汉水下游又称夏水，夏水的入江口称夏口，也叫汉口。

　　后来，孙权为加强防御又在夏口附近修筑武昌城，并曾迁都至此。这一地区即为现在武汉的前身。不过在三国时期，此地只是一处交通枢纽，还没有成为湖北的龙头老大。

　　与此同时，曹操为南下完成统一大业，也做好进军荆州的准备。他以相当土豪的方式筹备南征，直接在邺城凿开了一个人工湖泊玄武池训练水军。

　　曹操的大军南下时，刘表已经病逝。他的继承人刘琮据有军事重镇襄阳，却不敢与曹军正面交锋，在兵临城下时听从蔡瑁等当地豪族的建议，不战而降。

　　刘琮降曹的举措，本来是顺应历史潮流，使荆州免于遭受兵燹之灾，可谁也没想到，历经近20年和平的荆州，就此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连绵不休的战乱。

　　众所周知，在夺取荆州后，曹操顺流而下，虎视江东，在赤壁遭遇孙刘联军痛击，最终只能无奈北归。

　　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家对荆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逐渐在荆州形成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曹操占据襄阳、南阳;孙权占据南郡、江夏;刘备则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和江夏的鄂县、夏口等部分要地。

　　其中，孙、刘两家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只因他们都将荆州作为立国的根本，孙刘联盟因此陷入随时破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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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诸葛亮《隆中对》的设想中，刘备西进巴蜀，北伐中原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就是荆州，其中，扼守长江中游要冲的南郡治所江陵(今荆州市)尤为重要。

　　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中心，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通夷陵，既可以作为抵御曹操的战略重镇，也可以作为沿江西取益州的军事基地。

　　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曾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亦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这三大重心中，荆州指的就是古代的江陵。

　　但是，江陵却在孙权手中。赤壁之战后，孙吴对南郡的曹军发动了长达一年的进攻。

　　江陵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周瑜先后攻打几次都无功而返，甚至在与镇守江陵的曹仁交战时被飞箭射中，身负重伤。为了鼓舞士气，他甚至带伤巡视军营，坚持在江北扎营，与曹军对峙。

　　直到曹军损失惨重，孤立无援，周瑜才成功攻下江陵。

　　人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拿下的军事重镇，刘备却说要就要，这便有了“借荆州”这桩公案。

　　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亲自赴京口面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对于这次大胆的冒险行动，诸葛亮是反对的，他担心东吴会乘机扣押刘备，以吞并刘备占有的荆州四郡，便力谏刘备取消这次行程。

　　但半生戎马的刘备颇有勇气，不顾性命之危而坚持前往。他向孙权提出的理由是，刘表的旧部大多前来投靠，现在的根据地实在太小，不足以安民，请求向孙权借点儿地盘。

　　实际上，刘备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江陵。

　　孙权内心很矛盾，在赤壁之战前夕共同主战的周瑜和鲁肃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鲁肃力主借“荆州”给刘备，共同对抗曹操。

　　鲁肃的理由也很充分，一是孙吴军队初到荆州，未得民心，立足未稳，不如借刘备的力量安抚他们，二是刘备占据江陵，就是给曹操多树一个敌人，让孙吴多一个屏障。

　　周瑜则坚决反对将江陵借给刘备，并劝孙权将刘备扣留，以美女、玩物削弱其心志。

　　为了坚定孙权的信念，周瑜提出了从江陵出兵巴蜀的战略。但是，在出兵巴蜀的路上，周瑜骤然病逝，接任其职务的鲁肃再次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共拒曹操。

　　孙权自知此时和刘备为敌只会两败俱伤，于是将周瑜经过一年苦战夺取的江陵交给刘备。刘备由此掌握了入川的门户，开始进军益州，实施“跨有荆益”的战略。

　　作为交换条件，刘备退出江夏，还从长沙郡分出汉昌郡，由鲁肃任太守。孙权在荆州所占的地盘和江东由此连成一片，而江陵作为荆州抗曹的主战场，也为孙吴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这是孙权从“借荆州”得到的好处。史书记载，当曹操正在写字时得知孙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一时震惊，落笔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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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孙吴与荆州的联系比蜀汉更密切。

　　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跨有荆益”战略的一大缺陷，就在于从地理形势看，相互毗连的荆州与益州彼此联系条件极差，两地相隔有千里之遥，且有山川险阻。

　　益州高山环绕，更有南北走向的巫山山脉阻挡，在当时的条件下陆路难行，荆益两州交往主要只能依靠长江水道交通，尤其是靠三峡相连。

　　然而三峡江面狭窄，水流湍急，从荆州的夷陵到益州的江州，两岸都是重岩叠嶂的大峡谷，“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只有水流平缓的季节才适合行船，还要小心崖壁崩塌。

　　与之相反，荆州与孙吴的根据地扬州地理关系密切，同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几乎没有天然屏障阻隔，水路交通便捷。《隋书·地理志》中也有荆州“风俗物产，颇同扬州”的说法，由此可见两地关系相近。

　　早在孙策起兵时，就曾向江都名士张纮请教如何在江东立足的策略。

　　张纮当时已向孙策提出“投丹阳，收兵吴会，荆、扬可一”的战略。意思是说，占据长江下游的江东，就可以江东为根基进占长江中游的荆州，由此据长江，扫灭群雄，成就霸业。

　　后来，鲁肃进一步向继承父兄基业的孙权分析形势。

　　鲁肃为孙权提出的战略是：第一步，夺取荆州，消灭江夏的黄祖和襄阳的刘表;第二步，向长江上游进军，夺取益州，这一点与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想法一致;第三步，与北方的曹操划江而治，争夺天下，成就如汉高祖一样的帝业。

　　在孙吴的建国方针中，荆州早就在计划之内。

　　位于江东上游的荆州，就像孙吴的门户，而掌握这一门户的钥匙一旦掌握在两个对手手中，西面受制于蜀汉，北面受制于曹魏，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借荆州”成了孙刘联盟给自己埋下的定时炸弹，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这一矛盾终于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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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留守荆州的关羽利用曹、孙在淮南交战，曹魏兵马东调之机，留下少量兵马守江陵、公安，率领其余军队大举北伐，围攻曹魏所占据的襄阳、樊城。

　　襄阳因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是南北交通的要冲。鄂西北多为低山丘陵，襄阳城面向汉水，背依岘山，周围山川环绕，易守难攻，民间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一说。

　　除此之外，襄阳利于农业屯垦，当地气候温和湿润，是湖北全省日照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可为前线提供充足的粮饷。

　　清初学者顾祖禹曾说：“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自三国开始，襄阳作为军事重镇，成为无数攻城者的梦魇。

　　曹操以襄阳作为中原许昌、洛阳的屏障，即便关羽得天时之利，适逢当年八月汉水暴涨，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也没能攻下襄阳。

　　不过，曹操还是有些慌，一度打算迁都以避其锋芒。

　　此时，司马懿劝谏道：

　　于禁将军为汉水所淹，并非战败，而是天灾，对国家大计没有什么损失。刘备、孙权二人外亲内疏，孙权一定不愿看到关羽得志。可派人劝孙权偷袭关羽后方，答应将打下来的荆州地盘归他所有，襄樊之围自然就化解了。

　　曹操采纳司马懿的建议，与孙权暗中联合，荆州局势风云突变。

　　在袭取荆州前，孙权仍为是否与刘备撕破脸感到困惑。他问吕蒙，应该向北取徐州，还是向西取荆州。

　　吕蒙说，徐州并无重兵驻守，取之不难，然其地为“骁骑所骋”，并不易守，还是袭取荆州，占据整个长江流域更有利。

　　之后，吕蒙诈病，推荐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陆逊代自己镇守上游，以此让关羽放松警惕。

　　陆逊一上任，就给关羽写了一封信，吹嘘关羽北伐的战绩，自称自己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即便是当年晋文公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也不如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壮举。

　　关羽看完信，更不把江东放在心上，将江陵的部队逐渐调往前线，而此时，吕蒙已经到达柴桑，准备白衣渡江。

　　吕蒙亲自挑选一支精兵，扮作商人模样，昼夜兼程，偷袭江陵。

　　等到关羽得知江陵失守时，为时已晚。当年十二月，关羽退守麦城，最终为吴军所擒杀。

　　从此以后，原来为三家所分割的荆州，就此被曹、孙两家所占，直到三国重归一统。

　　失去荆州，对刘备集团而言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损失，这几乎宣告诸葛亮的隆中对彻底破产。

　　跨有荆益，待天下有变，荆州之军向宛洛，益州之众出秦川的计划，从此只存在于隆中草堂的远大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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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吴袭取荆州后，吴、蜀之战的焦点转移到夷陵。

　　前文所述的荆州各城中，襄阳为荆州北部重镇，江陵是荆州的中心，江夏是荆州的东大门，而夷陵(西陵)，是荆州的西大门。

　　由益州东出荆州，需通过全长500里的三峡地区。从白帝城，经巫县、巴东、秭归，最后到达夷陵，所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

　　夷陵作为三峡的东出口，扼守荆州要道，上控巴夔，下引荆襄，一旦失守，荆州难保。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称帝仅三个月后，试图以武力夺回荆州，率领大军东征。

　　临危受命的孙吴新任大都督陆逊避其锋芒，率军5万一直退到夷陵坚守不出。手下将领多次请求出兵迎击，陆逊都不为所动。

　　陆逊上书孙权说：“夷陵是军事要地，得到容易，失去也容易。失去夷陵，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郡，可能是整个荆州。”陆逊早已做好谋划，要借夷陵的地势击溃蜀军。

　　蜀军被阻挡于夷陵，刘备只能被迫沿着三峡扎营，从巫峡到夷陵，连营700里，为避暑热，又将营寨安于山林中。

　　和蜀军对峙了七八个月后，陆逊才在蜀军疲弱之际发起反击，火烧连营，并率军四面围攻。蜀军营寨土崩瓦解，上万士兵浮尸江面，刘备战败逃到白帝城。

　　夷陵之败让刘备悲愤交加，他叹道：“我被陆逊羞辱，这是天意啊!”此话确实有一定道理，若无夷陵扼守荆州上游，蜀军南下后，荆州一马平川。

　　后来，蜀汉灭亡，陆逊之子陆抗镇守荆州与魏、晋交战时，也将夷陵视为防御的重中之重。

　　他深深担忧，一直到临终前还上书吴主孙皓：

　　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陆抗反复强调荆州上游的重要性，建议孙皓加强夷陵的守备。

　　然而，荒淫残暴的孙皓只顾享乐，基本把皇帝当副业，自然也没把陆抗的忠告当回事，不再加强夷陵一带的防御。与此同时，晋将王濬已经在长江上游修造楼船，操练水军。

　　有学者认为，从军事上看，孙吴决定性的失败就在荆州上游。

　　太康元年(280年)，西晋派出巴蜀之兵东出，襄阳之军南下。

　　王濬率领一路晋军从成都出发，顺流而下到达夷陵，与刘备东征路线一致。

　　随着夷陵被晋军攻克，孙吴在荆州上游的防线顷刻间崩溃。

　　荆州下游无险可守，孙吴不堪一击，王濬几乎兵不血刃，从武昌顺着长江长驱直入，抵达建业，孙皓自缚，出城投降。西晋就此完成了当年刘备未能实现的东征。

　　从刘表跨蹈汉南，到三国重归一统，荆州的局势始终影响着天下大势。

　　这片锦绣山河，谱写了一曲最壮美的英雄史诗，不曾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