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国家富足、经济繁荣，为何却经常被“欺负”呢？

　　南宋时，朱熹和唐仲友不和，老朱逮着机会就上奏弹劾他。唐仲友也确实不争气，总让人抓住小尾巴。在台州做官的时候，因为催缴税收力度比较大，给的时间又很紧，他搞得“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对此，朱熹一纸诉状告到了宋孝宗那里。

　　唐仲友还动用公款印书，包括《荀子》《扬子》等。印书本来不是坏事，但老唐把书印好，不是送到学校当教材，也不是给领导干部发放学习材料，而是以私人名义送给各路达官显贵，借助文脉搭上人脉，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这些都被朱熹当作证据，写进告状信里。但是皇帝始终不为所动，以至于告到最后，老朱连唐仲友生活作风有问题的理由都用上了，搞得皇帝烦透了，说朱熹纯属“秀才争闲气”，不予理会。

　　老唐运气实在是好，虽然浑身是“病”，却得以脱逃，史书上还赞美他“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其实，唐仲友确实不干净。除了朱熹揭发的问题，他在担任监督武器制造一职时，吃着国家俸禄，坐着国家配车，到了单位除了让职工制造武器，还命人干私活—为自己打造“汤瓶”。汤瓶就是古代的热水袋，用金属打造，冬天搁在被窝里暖脚，是高档货，很受市场追捧，动辄卖出天价。老唐用着公家的铁、炭火和劳力，挣足了外快。

　　然而，军工单位承担国家下达的军事装备、产品研制、生产计划任务，关乎国家安全，管理上理应密不透风，容不得他人钻空子。而且，宋代的军工企业种类繁多，分工精细，南宋时一个万全作坊的工匠就达到上千人，有时甚至超过四千人。这么重要的军工手工业，质量问题却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就是像唐仲友一样的干部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一心公器私用，为自己谋福利。

　　宋高宗时，军工单位的监官“多是贵戚势要子弟为之”，靠拼爹进入企业管理层，却丝毫没掌握专业化的知识，做事“偷工减料”不说，态度上还慵懒散软，既无职业技能，更无职业精神。面对这种损公肥私型的领导，正经工作干着不说，还要应对加派的私活，工匠们每日劳苦不堪。因此，他们往往会逃跑，逃不走的干脆消极怠工。

　　如此一来，武器装备的质量自然下滑。北宋时，欧阳修就曾说，武器的数量不少，但“铁刃不钢，筋胶不固，长短大小多不中度”，真正精良的武器“十无一二”。宋神宗生性比较仔细，到基层调研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非要到一线亲眼瞧瞧。到了库房不理陪同人员的介绍，自己伸手随机抽取三张弓测试，结果质量很差。这些问题到了南宋，仍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一个唐仲友不可怕，可怕的是世上不止一个唐仲友。大家你打造热水袋，我冒领工资，他私分军粮……活生生把经济繁荣、技术先进的宋帝国啃得千疮百孔，终于失血过多，仆地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