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党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明朝灭亡真的是因为党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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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有着众多说法，如宦官专权误国、皇帝懒政，对国家大事置之不理、文官之间结党营私，只顾争权夺利，不不管百姓死活。其实这三点之间是有着必然联系的，文官权利过大，皇帝想管管不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不影响自己皇位的情况下，任文官去争去斗;但是想要维护皇权，还需要第三者去牵制文官，这就是宦官，这样就导致了宦官和文官之间，此消彼长，最终保证了皇权稳定。如果要找一个最根本的起始原因，那还是党争了。

　　万历时期东林党和三党相继形成

　　明朝的“文官集团”以及文官的权利之大，在古代历朝历代中，都是很出名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就要拜朱元璋所赐，朱元璋建国后找了个机会取消了丞相职务，后来朱棣又仿造丞相职务的特性，设置了内阁机构，又经过仁宗朱高炽对内阁的改制，使得内阁权力进一步扩大，最终超过了相权。内阁阁臣权利得到扩大，难道就可以在朝堂上指点江山、一呼百应了吗?非也，仁宗虽然扩大了内阁权力，但还是保留了朱元璋的一个机构设置，就是以言官为主要成员的六部六科。

　　六部六科是一个小机构，六科主管官员都给事中为正七品，副职左右给事中为从七品，下面办事的给事中也是从七品。但是这个小机构却能量极大，六科言官有朱元璋亲赐的“封驳”权，他们可以封还皇帝的失宜诏令;也可以驳回六部长官下达的工作指派，不予执行。就是在这一群芝麻大的小官影响下，最终于万历时期，朝堂上正式形成了党派之分。

　　张居正时期大力打击言官

　　在言官们看来，如此大的权力不用白不用，于是大家都纷纷把公权作私用，今天看这个阁臣不爽，就上奏章指责一番(实际就是骂几句出出气);明天又觉得上司很碍眼，就编个理由上书弹劾一下，就算不能把上级弄下台，也能踩踩他的威风。而且这些阁臣和六部领导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如果和言官们一般见识，那么他就离退休不远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言官大多都不能正确的把职权用到点上，而是把权力当成了整治大臣泄私愤的工具。

　　到了万历时期也是如此，在万历前十年，朝政几乎由张居正一人说了算，这自然是被言官看不顺眼的，上书弹劾甚至谩骂张居正时有发生。但张居正是一个铁杆人物，从来不和言官讲道理，他对于言官的处置只有一种形式：先打，打完了或扣工资或撤职。不得不说，效果非常好，经过这样一来，言官们也都老实了许多。而后在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正式开始执掌朝政，此后兢兢业业当了四年的皇帝，但也仅此四年。

　　张居正时期大力打击言官

　　从万历十四年开始，朱翊钧就不再上朝了，自此党争逐渐形成。张居正死后，言官们自然又登上了舞台，因为继任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不像张居正那样勇于斗争，所以被言官弹劾是家常便饭。但是好在申时行的靠山强，他曾是朱翊钧的老师，所以首辅的位置坐的很安稳，不过后来因为“争国本”事件，在做了九年的首辅后被迫退休。后来继任首辅的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皆因为参与了“争国本”而被言官骂回家。从这四位首辅的任职经历来看，申时行和王锡爵因为有皇帝这个大靠山，所以首辅做的相对安稳一些;而反观王家屏和赵志皋，一没有皇帝关照，二没有百官拥护，所以在当首辅期间是相当窝囊。继赵志皋之后，出任内阁首辅一职的是沈一贯，他为了在首辅位置上做的更稳一些，就吸取了王家屏和赵志皋的教训，虽然没有皇帝关照，但是找一帮“打手”也是可以的。

　　万历期间首辅

　　沈一贯为什么要找打手呢?因为此时朝堂上已经形成了一股首辅都对付不了的势力——东林党。东林党的前身是顾宪成于万历二十二年在无锡创办的东林书院，当时顾宪成因为和王锡爵叫板，被迫下岗回乡讲学。但因为勇于和首辅斗争，而受到官员的仰慕，这些有着相同“志向”的文官就在顾宪成的推动下形成了新势力东林党，其主要骨干是六部、都察院的高级官员。

　　当沈一贯于万历二十九年就任首辅后，为了抗衡东林党，就组织了以浙江人为主的浙党。于此同时，以山东人为主的齐党和以湖广人为主的楚党，相继建立，后来与浙党合称为“三党”，其组成成员就是官小权大的言官和都察院御史。五年后，万历三十三年的京察，沈一贯因为“妖书案”被迫退休。继任首辅的是叶向高，此人也是东林党一派，加之六年后京察时的负责人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于是三党成员纷纷下岗。再六年后的京察时期，新任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而组织京察的官员是吏部尚书郑继之(楚党)、刑部尚书李志(浙党)，这一次又沦落到东林党成员下岗歇业了。

　　三党和东林党之间党同伐异

　　从这期间内阁首辅的人选和组织京察的官员来看，东林党和三党是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由此也能看出，朱翊钧对官员之间的结党营私是了如指掌的，但他非但不管，反而推动他们之间的斗争，防止其中一方势力一家独大，从而影响自己的皇权。在三党和东林党争权夺利期间，百姓生活自由而放纵，由明初的百姓不得擅自离开居住地，到万历时期变成了百姓四处游走，毫无约束。这样虽然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对地方治安却造成了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官员们只顾自己的官位而不顾民生国计，当时农民的税收已不堪负重，而且赈灾处理上也不到位。所以万历中后期流民现象十分严重，农民起义更是不断发生。

　　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驾崩，其子朱常洛在东林党的扶持下继任帝位，因此东林党在对阵三党的斗争中，获得全面胜利。这一次东林党对三党成员是毫不留情，势要做到寸草不生，被逼无奈之下，三党成员纷纷投靠阉党。在朱由校继任后，阉党在皇帝的默许下和原三党成员的帮助下，彻底铲除了东林党，全面接管朝政大权，自此明朝文官之间的党争暂时宣告结束。

　　天启时期阉党坐收党争渔利

　　明朝的党争是源于文官之间为了维护自己群体的利益而形成的，但是也与朱翊钧的放任不管脱不了干系。在此期间，文官斗的你死我活，农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进一步缩短了明朝灭亡时间，因此可以说是明朝亡于党争、党争始于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