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会海禁呢 真的是闭关锁国那么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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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三六八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亦即明太祖洪武元年。

　　据《明通鉴》称，“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太祖祭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

　　同是在这一年的闰七月，明军攻破元大都(即北京)，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北遁到蒙古高原，仍以大元为国号，史学界称之为北元。至此，大明在华夏的统治，在继大元之后，最终确立了下来。

　　——此为引子。

　　直到大明朝的时候，我国一直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当然，这种领先亦体现在其对外的开放性上。早在秦汉之际，当遥远的驼铃声响起，就有大批的商贾将我们的丝绸和瓷器，经由丝绸之路远销到了欧洲。

　　唐宋以后，海上贸易逐渐兴起，朝廷亦开始设置“市舶司”，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的记载，南宋高宗赵构就曾洋洋得意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可见当时的海上贸易所带来的利润，于国家财政的意义已经不容小觑了。

　　然而在大明建国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开始颁布一系列的诏令，实行海禁政策，就不得不令人感到费解了。

　　细按了来，其实是颇有深意的。

　　首先，便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由上文的引子里，我们已然了解到，大明的建国，并没有完全铲除前朝(即大元)残余势力，退守蒙古高原的北元，军事实力仍不能小觑，并与大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处于对峙状态，时刻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统治，这在我们几千年的古代史里是独有的。

　　如明英宗的“北狩”，就很能体现出这种对峙，所给予明廷的威胁。

　　除此以外，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也并未彻底铲除，而是流亡海上，他们时常与日本浪人勾结在一起，聚成一股颇具军事实力的倭寇，频繁侵扰内地，便是所熟知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

　　据《明史》和《明实录》里的记载，从1368—1374年的七年间，规模较大的倭寇对大明沿海的侵扰，就有十二三次之多。

　　正是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为避免倭寇借着大明与北元对峙之机，趁火打劫，或者北元在大明御倭之际南下，“禁海”就颇为重要了。

　　其次，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于此处，我们还得从上文的引言谈起：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初，与之对峙的，并非仅仅是北遁到蒙古高原的北元，似乎那些散落于南洋，曾经的大元的藩属国们也在盯着这个新生的大明政权呢。这种“国际环境”下，就更使得朱元璋时刻都觉着犹如芒刺在背了。

　　所以，朱元璋就更加迫切需要希望，将那些原本向大元朝廷称臣进贡的众多的藩属国，争取过来，一方面可以壮大自己的声威，另一方面则实现孤立北元的政治目的。

　　而朱元璋的军事力量却不怎么给力，即便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和北元已经让他很头疼了，就唯有通过经济的手段了。

　　据《文献通考》卷三十一 ·《市籴考》上讲，当时朝廷有明令，“今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 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

　　也就是说，要想与大明进行贸易，首先要先向大明进贡，承认其宗主国的地位。

　　所以，明朝前期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据史书上说，明廷先后三十余次，派出使臣到东亚、东南亚各国，举行册封典礼，招徕海外诸国来明朝贡。我们所熟知的郑和下西洋事件，便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发生的。

　　可见明廷的“海禁”政策，是颇有些政治上的意义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巩固朝贡贸易，获得巨额的财政收入;

　　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郑和下西洋”不过是为了宣扬国威，而绕世界去撒银子。

　　倘若联想到，明成祖朱棣是在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后，才登上皇位，而又在仅仅的两年后，即永乐三年便组建起一支庞大的船队来，开始下西洋的活动，我们就不得不为他的钱袋子忧心了。当然，其间另有因朱棣的得帝位不正，而不得不启动了包括编撰 《永乐大典》、建造永乐大钟、迁都北京、北征蒙元残余势力等的一系列重大工程，这些开支亦是绝不亚于洪武重修长城的。

　　所以，“朝贡贸易”的这一概念，于近年来就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注意了。也就是说，郑和的下西洋，非但不是绕世界去撒银子，而是主动去进行海外贸易。在郑和经过的藩属国，在进行政治意义的赏赐的同时，也回采购来批的香料、珍宝，并招来进贡。

　　当他们来华进贡，又都会有大批的商人随行，除贡品外，还带来大量的货物。当使者进贡毕，则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首先由官府选购了其大宗商品，如香料等，之后并准许其进行“互市”。而“互市” ，往往又要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如此一来，官府选购所占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大了。

　　由官府选购的大宗商品，其实与郑和下西洋采购来的香料、珍宝一样，除满足朝廷之用外，还开 “库市”，允许商人 “博买”，或“折俸”发放给官员。所谓的“库市”，是为官府清理仓库中的货物而开的，直接销售给普通市民;而商人 的“博买”，则是在朝廷高价售卖给商人后，再经由商人之手流入民间。

　　由此看来，明朝的“海禁”似乎又另有更深层次的动因，即希望通过“海禁”来打击民间贸易，将与他国的海外贸易权收归政府手中，实行垄断，将高额的利润直接收归中央财政，进而缓解中央财政的窘境。

　　结语

　　综上所述，明廷所实行的严厉的海禁，并非是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闭关锁国”那么简单，其中不乏有军事、政治的因素，亦不乏是一场朝廷与民间进行海外贸易的博弈，以至于当民间私人走私贸易兴起后，明廷又不得不于隆庆年间解除了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