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黄巾起义爆发，政治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东汉末期，黄巾起义爆发，随之军阀混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东汉的政治制度开始发生变化，新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军事活动频繁的现实影响，使得东汉的职官制度发生很大变化，三公九卿制开始向三省六部制转变，地方的州郡制也相应发生变化。

　　公孙恭加车骑将军一事，据《后汉书·百官志一》：“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可见汉时车骑将军地位是很高的，魏初情况应与东汉接近。因此公孙恭为辽东太守便加一重号将军，显然有其特殊原因，据《三国志》卷八《公孙度传》：“十二年，太祖征三郡乌丸，屠柳城。袁尚等奔辽东，康斩送尚首。语在武纪。封康襄平侯，拜左将军。康死，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赠康大司马。”

　　公孙恭加车骑将军，除了因为其兄公孙康在曹操北伐乌桓时，曾斩袁尚立功外，更重要的是魏文帝曹丕要笼络辽东势力，因为此时辽东虽臣属于魏，但并不属于曹魏的嫡系，而且又处于东北边疆，曹魏统治一时鞭长不及马腹，难以进行实际的统治，这样对在当地极有势力的公孙家族就非笼络不可，如此看来，对公孙恭加“车骑将军”，就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与公孙恭相比，刘璋加军号实际也是缘于政治原因。据《三国志》卷三一《刘璋传》，建安年间“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其时刘璋已承袭其父刘焉益州牧的职位，专制一方，在曹操征讨荆州时主动向曹操“致敬”，其主要意图是向曹操示好，意在打消曹操进略益州的企图，从当时的情况看，曹操意在进攻荆州的刘表，暂时并无进攻益州的要求，于是就趁刘璋“致敬”之机，给刘璋、刘瑁兄弟加将军号。以示对他的褒奖和对他益州牧地位的认可。后来曹操攻下荆州，情况发生了变化，刘璋与曹操也就不再继续交往。

　　另外，相同的例子还有臧霸，据《三国志》卷一八《魏书·臧霸传》，臧霸为琅邪相时，也多次参与军事行动，后又“东州扰攘，霸等执义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为都亭侯，加威虏将军”。总之，正是由于州郡多参与军事活动，故而多数地方长官如刺史、太守等均获得了军号，在加军号还未泛滥的初始阶段，这种加官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其目的即在于褒奖军功、鼓舞士气，以争取军事胜利。而就以上表格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加将军号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因军功而加将军号，如陈登、贾逵、臧霸、文聘、郭淮、徐邈、王基等;另一种是除为地方长官时便加军号的，如吕虔、杜恕、陈泰、孙礼、田豫、胡质、诸葛诞、王昶等。这两类情况的共同之处，是本官皆为地方长官加军号，这是东汉后期与三国时期军事斗争频繁在职官制度上的反映。

　　曹魏加位特进略析 ：关于加位特进的情况，《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特进，汉官也。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太仆羊琇逊位，拜特进，加散骑常侍，无余官，故给吏卒车服。其余加特进者，唯食其禄赐，位其班位而已，不别给特进吏卒车服，后定令。”可见特进是加官，而无本职，这一点和散官相似，然而加特进者地位一般较高或特殊，如表中曹腾、郭表、毛嘉、张郃四人加位特进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其中张郃为曹魏大将，一直深受重用，在后期一直是与曹真、司马懿合作抵抗蜀吴的重要将领，其加位特进，除了因为他在祁口之战大败蜀军外，更重要的是为激励他在未来之战中的勇气。

　　据史《三国志》卷一七《张郃传》：“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交战，破之。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可见，加位特进正是对他的特别待遇和奖励，以期他能不遗余力的进行战斗。至于曹腾，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东汉末年，“桓帝即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着，封费亭侯，加位特进”。而郭表、毛嘉是外戚，因太后缘故而“位特进”的。由此四人的情况可见，在东汉与曹魏时期特进不是一般官员可以得到的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