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于谦是如何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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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祥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恤。公论久而后定，信夫。

　　大明王朝立国以来最大的考验

　　明正统十四年，即是公元1449年，大明王朝遭受立国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瓦剌太师入侵明朝的边境，明英宗率二十万大军亲征，本计划从大同北上，与瓦剌在边境决战。

　　却不想明英宗刚到达大同时，太监郭敬密报瓦剌已做好准备，明军根本不是对手。因而决定班师回京，途中遭遇了瓦剌的多次袭击，大同、宣府失守投降，就连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了俘虏。

　　这便是土木堡之变，在此次战变中，明朝的精锐军事力量几乎被摧毁。且皇帝被俘，群龙无首，朝中上下人心惶惶。

　　在此境况下，大臣们大都主张南迁，独于谦等人反对，并且力排众议守住了北京城。

　　在明军主力溃散且京师空虚的情况下，瓦剌欲一举拿下北京。若是其意图得逞，大明王朝将会被倾覆。

　　便在此危机存亡之际，身为一介文臣的于谦站了出来，担起了保家卫国、拯救大明王朝的使命!

　　化被动为主动，筹备人马

　　即便是在双方优势差异巨大的情况下，于谦靠着种种计策，守住了北京城。

　　在土木堡明军大败且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之时，于谦深知敌军想是利用被俘的英宗作为政治筹码。于是他先一步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在皇太后同意的情况下，拥立了朱祁钰为新君为明代宗，遵明英宗为太上皇。

　　如此一来就很巧妙的化解了政治上的劣势，敌军手中的这张王牌也就没了作用，便只能打硬战了。

　　然而在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已然大部分损失。

　　为了重组军队，充城中实力量，于谦先急调两京、河南等地的备操军入京，再调来了沿海为倭寇准备的备倭军，再加上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浙江兵。

　　如此一来，北京的兵力便由原本的数万人增加到了22万多人，人数超过了瓦剌军。

　　坚固城池，筹措武器装备

　　有了军队自然是还不够的，要守住北京城，就必须让其更加监固。

　　于谦命人修筑大量的防御工事，在短短一月内就加固了北京城周围45里的城墙，并且整修了京城的崇文、正阳、安定等9门。

　　尤其在城北的德胜门、安定门，城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这四道城墙，由土筑改成了砖砌，并构筑城壕，防护大大增强了。

　　同时，他还下令让人在城墙的堞口设置门扉，在城东、西、南三面城墙上绑上了沙栏木，总共设置了门扉11000余个、沙栏木5100余丈，进一步增强了城池的防御性能。

　　解决了城墙的防护问题便是要加强将士们的守城本领。

　　素质且不说，在军备这一点上，明军就要比敌军差上许多了。

　　当时北京的守军中有盔甲的将士还不到十分之一，且兵器严重不足，几个人共用一把刀一杆枪的现象很是普遍。

　　因而于谦命令工部加紧赶制兵器，并且将南京库存的126万件兵器调入京中，还派人到战败呢土木堡收集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装备。

　　以智囤粮，战争即发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场战争最不可或缺的便是粮食了。虽然北京城内的粮食不多，但隔壁的城市却是全国最大的粮食囤积地之一。

　　但是粮食运进北京城也成了一个问题，当时的北京城内兵力还尚且不足，无法调出兵力运送粮食了。并且公然大批地运粮食极为可能在途中可能就被敌军抢了去，运送隐患很大，所以这种做法是万万不能行的。

　　最终于谦下达命令，凡是入京的部队都要通过那个囤积粮食的城市再到达京城，并且要带上粮食。

　　这个办法可以说是一石三鸟。同时解决了运输兵力问题和财力问题，更避免了中途粮食被抢的风险。

　　上下一心抗敌，取得压倒性胜利

　　经过了这一个多月的各方面准备，北京的守军可谓是兵精粮足，士气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人人都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奋勇杀敌，便是城中百姓也十分无畏地参与。

　　很快，气势汹汹的瓦剌军便到了北京城下，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也在敌军当中。

　　正因为明朝准备充分，经过了五天五夜的激战，将士们越战越勇，在于谦的战术指挥之下，明军灵活地把瓦剌军打得人仰马翻。

　　瓦剌军屡战屡败，因攻城不克，于是意欲和谈，但是于谦又怎么可能答应呢?瓦剌军一厢情愿罢了。

　　当年的十一月八日，瓦剌军全面失败，被赶出了塞外。等到第二年八月，瓦剌军便无条件释放了明英宗，恢复了跟明朝的臣属关系。

　　可以说，此次北京城的守卫战，明军在于谦的指挥之下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最大功臣反成刀下冤魂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于谦兢兢业业八年，换来的结局却是：公元1457年2月16日，押往崇文门外斩首示众!

　　于谦之所以会被杀，“功劳”最大的便是曾经被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

　　在明代宗逝世之际，由于谦和商辂等重臣商议，由商辂援笔，写下了《复储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

　　而当时的宣宗子裔，不过是包括朱见深在内的，明英宗朱祁镇的几个儿子罢了。

　　明代宗朱祁钰愿意接受该奏议，他认为复立朱见深较好好，不然等他归天之后，群臣上书太后，朱见深以血缘最亲近、年龄最长的皇侄身份同样是可以继位的。

　　然而若是朱祁钰复立朱见深为储，或是朱祁钰死后，朱见深倚仗最亲近的皇侄身份即位，这都绝对会危害到朝中深恨于谦的权奸宵小，如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的利益。

　　因此朱祁镇及其亲信才会发动了“夺门之变”，将于谦污蔑成了罪臣，将其斩首示众。

　　但是作为景泰一朝的实际执政者，于谦手握中枢的内外大权。在他已经心知朱祁镇等人的阴谋时，他若是要阻止本是轻而易举，但是他但却没有任何的自保举动，如此做法不过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罢了。

　　若是揭发了朱祁镇等人的阴谋，到时被定罪的还包括了将被立为储君的朱见深，朱姓王室将面临根基不稳的风险，这样的局面不是他所想见的。

　　于谦一生只知谋国却不知谋身，他忠心报国，英勇无畏，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于谦的一生正如他亲笔写下的《石灰吟》一般：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