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不爱江山只爱木匠 朱由校为什么不为正业

　　今天历史屋小编为大家带来明熹宗朱由校，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明代朱由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朱由校为什么喜欢做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心里是怎么想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皇帝”角色的扮演者。明代皇帝深受时代背景影响，他们注重“自我”体验，放任自流，不愿遵循角色规范、超越“自我”，结果成为“问题皇帝”，受到后人昔议。明熹宗朱由校算是明代皇帝中比较有才能的，一个技术工人。

　　一、明代皇帝及“问题皇帝”

　　1、明代皇帝平民化与市民化的特征

　　明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后世很少表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君临天下、傲视群雄的高傲姿态，反而时时流露出卑微、战兢的心态，言行举止缺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应有的王霸之气、王者风范。与汉唐宋元的君主相比，文化素质偏低的明代皇帝的言行举止和心态观念具有一定的平民化与市民化倾向。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史上身份最卑贱、身世最坎坷的皇帝，他的出身与经历不仅给他本人的统治打下深深的烙印，而且通过他制定的祖训得以延续下去，其后世的继承者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天皇贵宵们的贵族气质。

　　朱明家族均未在16代人的传承中体现、散发皇家应有的个人魅力，皇室尊严与气质，特别是明代中期以降的皇帝，大多追求世俗情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过着把酒言欢，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

　　明代帝系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以藩王身份继位的成祖、景帝、世宗、思宗在即位前生活在自己的官邸;宣宗随祖父征战南北、英宗阶下囚的经历，使他们得以了解民间情况;而仁宗长期见疑于成祖，穆宗长期见疑于世宗，光宗长期失宠于神宗，他们得太子之位和保太子之位的艰辛使他们在自己的官邸韬光养晦，关心民间疾苦，博得官员臣民的同情与支持。

　　相对于长久生活在九重宫门，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子皇孙，他们更接近民间，了解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况，不容易被群臣的阿诀奉承、奸邪的阻塞言路而蒙蔽双眼，混淆视听，妄自尊大。这种游离于皇宫之外的生活经历有利于他们了解民间疾苦，明了朝廷利弊得失，对其日后执政大有益处。

　　2、明代皇帝熹宗朱由校具有鲜明的极端性行为趋向

　　明代的十六位皇帝在性格上呈现鲜明的两级化趋向。明代皇帝政治素质不高，治国能力较弱，大多荒淫腐化、昏耽平庸、面对繁重的政务，他们既缺乏能力又不愿意承担，荒政、怠政现象特别严重。

　　明代皇帝大多没有这种魄力和能力，资质平庸，只知享受，如熹宗不曾接受诗书礼仪的熏陶和治国能力方面的训练，完全是宫中小“劣童”，一点也不具备担任一国之君的能力。

　　与此同时，他们对于繁忙的政务缺乏足够的热情，缺乏远大抱负和理想，明宣宗以后的皇帝很少有所作为，“到明中叶以后，朝政日益腐败，英宗以降诸帝都是长期不问政事，有的在位四十余年之久，基本上没有上过朝，或者迷恋于修仙得道，或者沉溺于声色犬马”。

　　明代皇帝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向自身的物质、精神享受或者价值实现，将政治职责的发挥转托给他人。从明仁宗开始，皇帝就十分依赖他的阁臣官员，“仁宣之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杨辅政”;英宗前期的统治建立在王振专权的基础上，事事听取王振的意见;

　　景帝的统治也有赖于于谦、王文等大臣的支持……皇帝或为权阉或为权臣蒙蔽，经常大权旁落，受制于人，宪宗时期的宦官汪直、内阁大臣万安等都把持着朝政，竟然出现“只知有汪太监，

　　不知有皇帝”的局面;武宗朝的刘瑾成为“立皇帝”，世宗时严篙擅权二十年，神宗时张居正专权十年，熹宗时魏忠贤成为“九千岁”，这些人权势灼天，皇帝几乎没有什么作为，熹宗更是成为魏忠贤操纵下的一个傀儡皇帝。

　　二、明代“问题皇帝”产生的社会土壤

　　1、皇位继承制度

　　明代的皇位继承严格遵守这一规则，虽然十六位皇帝中以嫡子身份入继大统的只有惠帝、仁宗、宣宗、英宗、武宗，但宪宗、光宗、熹宗以长子身份继承皇位，孝宗、穆宗、神宗是以事实上的长子身份继承大统，代宗、世宗、思宗的继位则是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遵循“兄终弟及”原则进行的。

　　当皇帝不肯立皇长子为太子，欲打破传统而以其爱子予以替换时，重臣们经常冲锋在前，以嫡长子承继标准与传统式定制做为2个强有力凭依与皇上相匹敌，并获得不错的实际效果:明成祖册封皇太子时，在长子朱高炽与二子朱高煦的储位对决中，素为成祖偏爱的朱高煦败就败在“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的族规上;

　　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不因神宗钟爱的皇长子朱常洛获得立为太子并最终继承皇位，也重要得力于立嫡立长这一正统观念的动能。这类嫡长子承继规章制度确保全部王国政党的稳定性、维护保养国家政冶的稳定性的与此同时，其候选人的唯一性促使皇上角色扮演游戏者和饰演实际效果欠缺相对应的品质保证，其缺点也在明代充足展现出来。

　　2、权力制衡体系

　　明代很多皇帝规避朝政，将部分皇权交给亲信之人，因而在以皇帝、皇权为中心的权力网络中，各种势力集团展开激烈争夺，其中皇帝、文官与近臣宦官是该体系的三大要素，皇帝处于最核心的位置，文官和宦官不可偏废，围绕在皇帝周围，三者互相纠缠，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格局。

　　而皇帝个体与文官、宦官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互动关系(是合作还是冲突，是妥协还是斗争)极大影响着皇帝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态度以及客观的扮演效果。政府官员对圣旨的执行程度，对行政事务的处理情况，对皇帝的态度，直接影响皇帝的情绪和心理。

　　如果大臣积极回应皇帝的号召，君臣上下一心，这种良好的氛围能够促进内部的团结，使皇帝得以确立自我，沿着调整与改善之道向贤君靠拢;

　　一旦官员因循守旧，只顾一己之私，不愿为主解忧，对皇帝一味批评指斥的做法，必然使皇帝伤心失望，从而走上不信任文官，甚至与文官唱反调的道路，君臣上下离心，各行其道，国家政事日益衰落，皇帝的为君之道也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轨道。

　　三、明代“问题皇帝”的社会问题

　　1、“问题皇帝”与明王朝的命运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汹涌澎湃的市民文化，最为壮观的远洋航行，最具个性的人文思潮，连同国际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曙光的出现……历史给予明代皇帝如此宏大、如此灿烂的背景。

　　但是朱明王朝的皇帝们却并没有好好珍惜历史赐予他们的机缘，而是更多地沉醉于个人世界，尽情享受皇权带来的特权、权利，忽略了对整个帝国的责任。正是朱明王朝统治中国的两三百年间，中国逐渐丧失世界强国与贸易中心的位置，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责任推到皇帝头上，让他们这十几个人来承担所有的罪过，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还是要承担部分责任。明代大多数皇帝不分轻重缓急，在重大国内外危机面前举措失当。从明英宗开始，大明王朝就出现诸多社会问题，边疆危机、流民问题、农民起义等一直困扰着统治者。

　　面临严重政治、军事、财政危机，明代皇帝本末倒置，将私家利益摆在最前面，国内一些重要的问题因为资金不足未能得到有效地解决，隐患越积越大。

　　2、“问题皇帝”与民间社会

　　明代“问题皇帝”丝毫不节制自己在金钱与物质享受方面的欲望，千方百计敛财，他们日夜关注的不再是如何保持整个帝国的长治久安问题，而是不惜一切代价攫取大量的财富，尽可能的满足自我的欲望。

　　以明神宗为例，他虽然对绝大多数章奏都不予理睬，却对矿监税使的奏疏给予特别关照，朝上夕答，对扰乱社会治安、民怨沸腾的矿监税使多方包庇、百般维护，不仅不给予处罚，而且恩宠有加。此外皇帝还派遣宦官担任、负责边防镇守、京营掌兵、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务，使得宦官的足迹无处不在。

　　皇帝因其特殊身份—权力示范效应对高层官员，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明太祖朱元璋倡导节俭质朴，抵制奢侈浪费，自身身体力行，皇后带领在宫里纺织织布机，因此明代初期社会发展是民风纯朴，男耕女织的小农牧业社会经济，为后人文人墨客夸赞万分并真切悼念的山水田园诗一样的理想社会。

　　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物品的增多、贸易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逐渐从简朴走向奢侈。

　　结语：

　　皇帝扮演的主体与皇帝角色个体与皇帝角色日益分离，皇帝角色所要求的理想人格与皇帝扮演者具有的个性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从而引发内在的自我冲突，导致明代中后期的帝王在政治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欲为而不敢为的压抑人格和冲决一切为所欲为的叛逆人格，几乎没有一个皇帝具有超越自我、战胜欲望的“超我”人格。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中国社会到大明王朝己经进入尾声。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