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之变”的当晚，手握重兵的于谦为何未反击

　　“夺门之变”，是改写明朝政治走向的一件大事。事情说起来很简单，明代宗病了，不能理政，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等人趁机发动武装政变，攻破南宫，迎立被软禁在此七年之久的太上皇帝明英宗复位。

　　应该说，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成功政变，政变从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四更，到十七日拂晓，前后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等人率领子弟、家兵千余人，用暴力手段敲破南内宫门，请上皇明英宗升坐舆驾，从东华门进入了奉天殿即位。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政变搞出如此大的动作，当时，身为明代宗心腹的兵部尚书于谦是否知晓，当晚，他又在干什么呢?

　　对于政变当晚，于谦近乎缺位的行踪，《明史》中的《英宗纪》《景帝纪》《于谦传》中均无记载，难道于谦当晚真的失踪了?这不可能。

　　那么，当晚于谦在哪里呢?《明史·于谦传》载，“谦自值也先之变，誓不与贼俱生。尝留宿直庐，不还私第”。意思说，于谦为了抵御也先，舍小家，顾大家，经常在朝廷留宿值班。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云，“又云少保公当国时，往往宿朝房，不归私第属”，与《明史》吻合。说明，于谦心系国家，时时处处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政变前夕，明代宗病重，于谦更应该留在朝廷。

　　既然于谦留宿值班，就应该在兵部衙门。清人谈迁在《国榷》“天顺元年正月”条中认为，“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谈迁的说法，至少明确了一点，即于谦当晚已经获悉政变。《西湖游览志馀》记载，“景皇帝大渐，石亨等谋拥南内，府尹公知其谋，奔扣告变，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说明，于谦在获悉石亨等人政变后，非常从容淡定，一副置身事外的架势。

　　于谦为何如此表现?这是于谦的苦衷所在。于谦为人古板耿直，士大夫气息显著，有一颗慷慨报国之心。在他看来，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定，天下太平。所以，明英宗被俘后，国内无主，他便力主郕王朱祁钰称帝，填补权力真空，号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国。面对瓦剌人以明英宗为人质相要挟，当他说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后，他已经不知不觉站到了明英宗的对立面。

　　于谦跟明英宗的过节远远还没有结束。当明英宗归国时，明代宗不愿接纳，于谦又说了一句“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话给了明代宗一颗定心丸，也定下了明代宗即位既成事实、谁都无可撼动的调子。明英宗能够安全归国，尽管于谦的策略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此刻已经深深得罪了明英宗。只要归国后的明英宗活着，于谦的地位就极其尴尬，处境也极其凶险，当然，从内心讲，于谦是不希望明英宗重新掌权的。后来，明代宗病重，又没有别的儿子，立谁为继承人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正在明代宗病重且犹豫不决之际，“夺门之变”发生，石亨等人伺机发动武装政变，迎明英宗复位。

　　正如谈迁所言，石亨等人政变的事，当时，身在兵部的于谦是知道的。以于谦当时的身份，少保、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在危急之际召集人马，镇压叛乱，易如反掌，但于谦没这么做，甚至没有这么想，原因很简单，他是大明帝国的臣子，一贯“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始终揣着一颗公心，面对政局突变，自己何去何从，结局如何，他没考虑或很少考虑，他认为，只要社稷安定，至于他“一腔热血，意洒何地”，无所谓。这种视死如归的士大夫气节，在于谦身上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

　　关于于谦当晚的表现，明代文学家屠长卿这样记述，“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意思说，于谦之所以按兵不动，任由政治死敌明英宗复辟，完全是出于公心，毕竟，当时明代宗病重，长期不能临朝，又不肯立太子，导致朝野不安;如今，年富力强的明英宗复辟，尽管会对自己不利，但对社稷、臣民有利，于谦死而无憾。

　　于谦虽然没出手，但侍卫都督范广出手了。《国朝献征录》载，“是月壬午四更，亨与軏、吉祥等……请上皇升舆，从东华门入奉天殿即位，侍卫都督范广御战”。明人许浩《复斋日记》也有相似记载。范广是于谦的心腹爱将，他冒死抵抗，应该有保全于谦的意思，但最终失败了。次日凌晨，钟声响起，于谦整理服装，从容上朝，结果，被明英宗当场逮捕，五日后处死。《复辟录》称，“圣旨：于谦……这厮每知罪恶深重，恐朕不容，……纠合心腹都督范广等，要将总兵官(石亨)等擒杀，迎立外藩以树私恩，摇动宗社。……钦此”，显然，是明英宗故意加罪于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