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继位除掉魏忠贤后为什么又要大量启用宦官？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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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继位之初，一切事务均由魏忠贤等人主持，甚至朝臣进官也要听从内侍宦官的安排。面对魏氏阉党的嚣张气焰，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一个年仅十七岁、缺乏经验、新继位的小皇帝，如何承受?如何应付?人们不免有些担心。为了摆脱他人的钳制，保住自己尚不稳定的地位，崇祯深思苦虑，颇费了一番苦心。对魏忠贤，他采取避其锋芒、恩宠有加的麻痹战术。崇祯即位不久，魏忠贤为了试探崇祯的虚实，曾请求辞位。崇祯不许，并借宣川之捷之机，对魏忠贤加官进赏，荫魏忠贤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与此同时，崇祯不露声色地对其它阉党党羽实行各个击破战术。首先，令客氏搬出外宅，除去客氏再找借口贬李夔龙、阮大成、崔应元等人。为了防止阉党势力的膨涨，崇祯恩威并用，对亲魏势力进行打击崇祯的这些举措，引起阉党内部的分化。

　　御史杨维垣接连上书，弹劾同党兵部尚书崔呈秀，许多问题已涉及到魏忠贤，只不过他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着魏氏。朝中大臣更不断有人上书弹劾魏氏。工部主事陆澄源、兵部主事钱元懿、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等都相继上书，矛头直指魏忠贤。浙江海盐贡生钱嘉徽在上书中明确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剥藩封、无圣、滥爵、邀边功、朘民脂膏、通同关节(《国榷》卷88),这十大罪状足以致魏忠贤于死地。朝臣的这些奏书，使崇桢对铲除魏氏势力增加了信心，他认为惩处魏氏的时机已到。于是，魏忠贤被召入，内侍向他宣读了朝臣的奏章，他听后十分恐惧。此刻，魏氏势力已大大削弱，为了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魏忠贤重贿崇祯的太监徐应元。徐应元本是魏忠贤手下的太监，崇祯即位后渐受重用。魏忠贤使徐应元为他说项，想以辞去东厂印为代价，换回身家性命，然后再图谋东山再起。崇祯自然不会给他这种机会但为防止魏忠贤狗急跳墙，他同意魏忠贤交出东厂印、称疾辞官的请求。

　　同时，加紧对阉党大规模的清除，撤职的撤职，下狱的下狱，免官的免官， 阉党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同年十一月，崇祯下谕，谪魏忠贤至安徽凤阳祖陵司香，籍没魏氏、客氏家产。徐应元也因为魏忠贤说情而被谪戍献陵。不仅如此，崇祯要对魏忠贤斩尽杀绝，以绝后患。他下令命锦衣卫“扭解押赶，跟随群奸，即时擒奏”。魏忠贤此时正在去凤阳的路上，行至阜城，同党向他密报崇祯谕令，他知道已无法挽回败局，无可奈何之下上吊自杀了。

　　魏忠贤一死，余党成了无头之鸟，七零八落。史载: “时党势甚炽，外廷汹汹，虑有他变。上不动声色，神明独运，无一人之助，而诛逐元凶，再安社稷， 天上翕然诵圣智焉。”(《明季北略》卷三)崇祯在铲除阉党时的表现，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与成熟干炼。

　　崇祯以严厉的手段结束了明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宦官执政的时代。

　　崇祯元年春，他下谕:“内臣非命不得出门”，以防内臣干预朝政。然而就在他努力清除宦官专权的同时，又在重蹈其父兄的覆辙。崇祯二年，太监曹化淳被任命为提督江南织造;不久，又令他提督东厂;后又荫锦衣卫指挥佥事。崇祯又任命高启潜监宁锦兵饷;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唐文征亲督京营，王应朝监行营;冯元升核军讫，令占直劳军。崇祯四年，又使内臣王应朝、邓希绍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见《明史，本纪》)，并将\"察吏诘戎予夺大柄，仅付二三阉寺”(《明史.姜应麟传》)。宦官内侍又开始逐步掌握朝中的政治、军事，经济、监察、任免，法律大权，大权在握的宦官内侍“自是衔宪四出，动以威倨上官，体加于庶司，群相壅蔽矣\"

　　从表面上看，崇祯一手严厉打击宦官，一手又积极扶持宦官，似乎很矛盾。实际上，崇祯打击的只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而不是针对宦官。因为阉党势力对崇祯存在极大的威胁，其时“党势甚炽，外廷汹汹，虑有他变”，且魏氏党羽做恶多端，民愤极大，除掉阉党对平息民愤、安抚民心、树立威信、稳固统治有益无害。崇祯对宦官之祸的认识以及处理手段都是基于维护自己、维护皇权的立场之上，他不可能对宦官之祸有更深刻的认识。《明史》言:宦官内侍之流，“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卷74《职官三》)。

　　其实，宦官之祸不是任用某个宦官为心腹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制度，特别是用人制度弊端的反映。宦官与朝臣都是身居深宫的皇帝联系外界的耳目，专制主义集权制度限制了国家机器由更多的人参与操纵，皇帝高高在上且又身处深宫，缺少与外界的直接联系，多靠朝臣的奏章，上书了解军国大事。然而，一旦言路被堵塞，他的视野也就被封闭了。于是，只能寻找心腹以为耳目，这个心腹或宦官或外戚或权臣。国家机器运转的好坏，也只能听凭这些操纵者的了。虽然崇祯在对阉党的斗争中，“无一人之助”而“神明独运”，表现了不凡的才干，但做为皇帝，一 人操纵如此庞大、如此沉重的国家机器，并使之正常运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崇祯一上台，用人问题就迫在眉睫。

　　崇祯继位后，阉党虽然遭到了打击，但党争并未结束，朋党间的对立与争斗仍在继续。首先，官僚士大夫间的门户之见甚深，都期冀乘机扩大势力，排斥异己。此外，阉党余孽仍想寻找时机重振昔日之威。鉴于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的教训，崇祯对党争异常敏感，尤其是对大臣植竞更是严加防范，因此，对大臣普遍存在猜忌心理。崇祯在位十七年，先后命相五十人;周延儒、温体仁、杨嗣昌等虽无才干，但善于奉迎， 而且常以“党比\"罪名加于对手身上，因此博取了皇帝的支持与同情。崇祯对他们大加赞赏，视为心腹，而许多有识之士则在党争中或遭排挤或被置于死地。

　　党争的结果，使原本就人才缺乏的明朝，陷入更加严重的境地。一些为官为宦者除醉心于党争外，对朝廷大事莫不关心，也加深了崇祯对朝臣的不满与猜忌，增加了他恼怒。于是，也把用人的砝码放在了内臣身上。崇祯曾说：“文武各官，联未尝不信用，谁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差内臣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什么?你们外臣果有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崇祯九年，以张元左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时内臣提督天寿山者皆即日赴任，张元左却三日仍未出发，崇祯对阁臣叹曰：“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内臣耶“此番话既有对内臣的偏袒，也道出了崇祯的无奈。可见明朝吏治混乱，积重难返。

　　崇祯任用内臣，排挤掉一些有才干之人，以致内外臣矛盾日益尖锐，军国大事无人过问。此时此刻，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东北的女真族也日逼南下，而明朝内部却“无事禀成为恭，寇至则推诿百出”(《明史纪事本末》卷74)。文官爱财，武将怕死，监军的宦官不懂军事，却大权在握，常常贻误战机。 崇祯信任宦官的结果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之时，内侍曹化淳开城门投降，其他亲信也都惊慌失措，竟语“吾党富贵自在也”，将皇帝抛在一边，只有内侍王承恩随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