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之祸为何会如此严重？只因太监们太有文化

　　太监不可怕，就怕太监有文化。下面历史屋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历朝历代都有宦官，可有些朝代的宦官乘风破浪，很能作妖。

　　譬如说明朝，明粉儿腰杆再硬气也总不至于对明朝的宦官之祸视而不见，非要把魏忠贤洗白成“忠贤”，这就没法聊了。

　　网络上一直流传着所谓“明朝四大权阉”的说法，这四个人分别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按照我来说，这四个宦官之所以毫无廉耻、作恶不断，恰恰是因为没好好读书，教育上出了问题。

　　本来，明朝开国皇帝就很重视教育。

　　朱元璋自己是个粗人，深知文化人的厉害，时时刻刻提防着。让太监识文断字，那不等于摆一堆文化人放到自己跟前儿了?越发显得自己没文化，真可怕。太监就做些粗浅的体力活得了，严禁太监接受文化教育!甚至树立了“内臣不得干政”的铁碑，严厉限制宦官，不允许他们干涉政务。

　　但他的子孙们却并不这么想，越是有权的地方越喜欢高学历。堂堂九五之尊的皇帝家里，养着一群大字不识的蠢货怎么能行，恨不得连扫楼梯的都是985的名校毕业生才好!

　　一、内书堂：再穷不能穷教育

　　时代在变，人性不变，朱元璋的子孙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喜欢跟有知识的人在一起。于是渐渐忘了祖训，不断重视教育，提高身边人的知识文化水平。

　　明初，太监多是来源于贫困无生计的底层人民，甚至有强制阉割外国战俘入宫的。这些人幼年失学，为了能吃饱饭只得选择入宫当太监。可以说，这是一群别无选择的可怜人。他们入宫后，一般都从事洒扫侍奉等杂活，没有高额薪水，没有五险一金。他们识字都不多，更谈不上有什么文化修养。

　　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

　　再穷不能穷教育，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为了提高太监的文化水平，便下旨开设了“内书堂”，宫里有志于学的太监们有了“专升本学习班”。内书堂挑选聪明伶俐的小太监，教他们学习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学期三年，学成以后，分配新的工作。

　　内书堂这个机构，看似不起眼，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是作为“后备太监骨干”培养的，师资力量强得惊人。内书堂中的老师，都是从翰林院延请，最低档次也是编修，最高甚至有翰林院侍讲、侍读等官员。所谓侍讲、侍读，都有资格给皇帝上课的学者。也就是说，内书堂的小宦官们，不用买学区房，也不用通过高考，就能享受到皇帝才配拥有的教育资源!

　　相比之下，名义上的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里头很多老师也不过是举人而已。但内书堂的老师，不仅全是进士，而且都是进士中的战斗机——庶吉士出身。连写出《农政全书》、翻译《几何原本》的著名科学家徐光启，都有在内书堂教书的工作经验，让他们来教太监认字，那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师资力量如此之强，教学要求当然也非常严格。

　　《戒庵老人漫笔》记载，翰林院出身的陈沂回忆当年教书的情形，说这内书堂中四五百个小太监，每天都要检查学习情况，不过关者受罚，每次受罚的都有二百七八十人，超过一半。处罚方式就是打，轻者穿着衣服挨打，重则“褫衣露体”，脱下衣服跪在一起，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用大棍子揍。

　　而太监们回忆自己在内书堂的求学经历，那就更凄惨了。明末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写道，小太监在内书堂中一旦违反学规，就要挨打、罚跪。有一种叫做“两手扳著两脚”的处罚方式，特别惊悚，它有点类似现在体能测试的“坐位体前屈”，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动作要站着完成，且一站就是几炷香的工夫，受此处罚者，都苦不堪言。

　　▲就这个动作，维持一小时，确实比较痛苦

　　内书堂虽然艰苦，但宦官们依然把内书堂视为“正途”，教育能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啊!

　　从内书堂里走出来的精英宦官们，有资格进入一个大名鼎鼎的部门——司礼监。

　　二、知识改变国运

　　如果说内书堂是太监心目中的国子监，那司礼监，就是太监心目中的内阁。

　　司礼监这个部门，洪武年间便已经设立，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掌管宫廷礼仪的普通机构。它在后来一跃而升为宦官部门之首，据说还是托明宣宗朱瞻基的福。

　　内书堂普及教育之后，朱瞻基就拥有了大批识文断字的宦官，这些宦官进入司礼监，并获得了司礼监批红的权力。

　　所谓“批红”，是明朝皇帝行使决策权的一种方式。臣下送来的奏本，内阁草拟好批复，再经由六部审议之后，还要皇帝批红，才能确认为旨意。但皇帝日理万机，不是每一本都能亲自作答，写不过来的，朱瞻基就让司礼监按照拟定好的意见，用朱笔抄录，然后下发。

　　太监能接触到帝国核心权力，便是由此而始。

　　教育能改变命运，教育也能改变国运啊!

　　朱瞻基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让太监们接受教育这个“好事儿”隐隐中埋下了大明朝亡国的祸根。

　　只是朱瞻基也不想这样，还不是他的暴躁爷爷朱元璋留的锅。

　　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和汪广洋，并以此为由头废除丞相，是明初的一件大事。教科书上写的大家都看过，废除丞相与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得到空前加强。但是废除宰相的副作用就是，一切繁杂政务都压在了皇帝身上。

　　除了朱元璋这个精力异常旺盛的超人级皇帝之外，后面的皇帝，包括朱棣，都没有足够的精力一人担负起全部工作。即便是朱元璋也需要大臣草拟圣旨，更不要说后世那些能力平庸的子孙了。所以皇帝办不完的事，终究要靠人帮忙，这就是内阁的起因。

　　只是习惯于乾纲独断的皇帝，已经废了宰相，怎么会放心把权力重新给出去呢?

　　大臣只有上朝那会儿是天天见的，况且上朝隔那么远，还未必能说上几句话。而太监却是随身侍奉，不敢缺席。那么，大臣与太监之间，孰亲孰疏，孰远孰近?

　　如果作为外人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文化水平极高的一群人，大字不识的太监怎么能跟文官士大夫抗衡?掌握帝国算法的是一群大神级的程序员，太监们至少得懂个五笔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明朝皇帝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让宦官接受文化教育。

　　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在各个方面，皇帝都需要太监去分文官的权，这分来分去，就分到了批答奏本的头上。不会识文断字怎么去搞批答奏本?

　　朱元璋不许内官识字，文化水平高的太监虽然不是不存在，但毕竟凤毛麟角。而内书堂的出现，打破了知识被文官垄断的局面，皇帝拥有了一批新的通晓文墨的助手，司礼监系统的建立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历了内书堂的教育，部分宦官终于也一只脚迈进了文化人的行列，即使是最末端的一股泥石流。

　　《金台纪闻》提及内阁与司礼监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地位升降变化过程：英宗时期，首辅接见司礼监太监，只需穿便服，而司礼监太监要向首辅作揖行礼，然后告退。到成化朝，双方会面结束后，内阁首辅却要亲自将太监送出内阁。等到正德年间，司礼监掌印太监甚至都不必亲自到内阁来，只派几个少监过来传口信。司礼监与内阁，宦官与文臣，已然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如此，一个皇帝心目中的合理结构形成了——内阁虽然可以草拟圣旨和对题本奏本的批复，但在外，要受到外朝大臣的监督，在内，又要受到司礼监“批红”的制约，既保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又省心省力，减少皇帝的工作量。皇帝只需要防止内阁与司礼监达成合作同盟——例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和冯保，就能高枕无忧。

　　而这，无疑是朱瞻基精心设计的结果。

　　三、权阉原来不读书

　　再说“四大权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没有一个是内书堂出身。

　　魏忠贤是半文盲，成年后才入宫;汪直是被阉割的幼童战俘，得宠是因为军事;刘瑾更是靠着依附其他太监才得以入宫，这三个人都没有在内书堂学习过，文化水平相当一般。而王振虽然有点墨水，但他进宫时，内书堂可能都还没成立。这几个流氓无赖无法无天，祸乱朝纲，与内书堂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相反，当我们再来看看明朝名声较好的“贤能”宦官，如怀恩、李芳、陈矩等人，他们是明史盖章认证的“贤者”，符合士大夫道德标杆，这些人可都是内书堂走出来的。

　　有时候还真的不能不相信教育的影响力。

　　内书堂的教育，相当注重对学员道德的培养，说白了就是“洗脑”。

　　宦官们的学习教材中，有大量有关伦理道德、典章制度的内容。翰林院的老师们，也不会放过这个道德教育的机会。状元焦竑在内书堂教书时，就常常给学生们讲前朝宦官的故事，以史为鉴，警示宦官不可胡作非为。

　　因此，有内书堂教育经历的宦官，往往具有更高的修养。

　　以万历年间的陈矩为例，他为人“平恕识大体”，管理司礼监和东厂期间，非但没有趁机作乱，反而还平反了不少冤狱，简直是一位恂恂儒者。而另一位司礼监太监怀恩，极力向明宪宗进谏不可废太子，最终保住了明孝宗的太子之位。

　　由此看来，内书堂不仅不该为“权阉专权”背锅，反而还是一个提高宦官道德水平的好机构。明朝宦官作乱，不是因为作乱的宦官读书太多，恰恰是因为他们读书太少。这些大老粗因为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束缚，所以在钻营权力上可以放开手脚，不择手段，取得皇帝的欢心。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太监，就因为不够魏忠贤之流无耻，无法获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权力。

　　以明朝的政治体系而论，为了巩固皇权，宦官参与政治，是皇帝的必然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宦官通过接受教育站在了风口，将知识文化作为晋升的阶梯，顺利成为皇帝约束文官士大夫的工具，也收获了超越前代的权力地位财富。

　　如此复盘下来，明朝的太监真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实践者，只是悄然被改变的，还有大明王朝的国运。

　　有些历史细节推敲起来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