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的陪祀功臣是怎么选的？为什么缺了法正？

　　怎么从武侯祠中看出蜀汉的政治玄机?下面历史屋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在白帝城驾崩，遗体被运回成都安葬于惠陵。按照汉家的制度，同时起汉昭烈庙。后来诸葛亮刘备君臣在此合祀，所以汉昭烈庙又被称为成都武侯祠。这里除了有祭祀主体刘备和诸葛亮以外，还有诸多功臣陪祀。但是其中却缺少了大功臣法正，这是什么原因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这些陪祀的功臣，我们又能窥探出其背后暗藏的哪些蜀汉政治玄机呢?

　　成都武侯祠

　　一、武侯祠的陪祀功臣入选标准是“才性俱佳”，导致法正缺席。

　　我们先来看看入选成都武侯祠陪祀大名单。按照塑像排列，东西两侧依次是庞统、简雍、吕凯、傅肜、费祎、董和、邓芝、陈震、蒋琬、董允、秦宓、杨洪、马良、程畿;赵云、孙乾、张翼、马超、王平、姜维、黄忠、廖化、向宠、傅佥、马忠、张嶷、张南、冯习。

　　据说来武侯祠的游客看完这些陪祀功臣像之后，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在刘备入蜀和夺取汉中立下大功的法正?相比起其他地方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的政治意味是最浓的。像祁山武侯祠的陪祀人员，入选的基本上是跟诸葛亮北伐有关的人员，比如刘琰这种因为打老婆而被弃市的车骑将军，也赫然排在第一位。成都武侯祠的陪祀功臣，除了需要对蜀汉有杰出贡献以外，还有很高的个人操守要求，必须“才性俱佳”，也就是德才兼备。

　　法正这样一位在蜀汉立国过程中，功勋卓著的元勋都不得入选，就是因为他为人睚眦必报。法正之前在刘璋手下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蜀书·法正传》)。刘备入蜀后，法正之前在益州被打压的怒火终于得到了发泄的机会，开始疯狂搞起了打击报复，之前跟他有过小矛盾的人都被报复，还杀了好多人。

　　《法正传》：

　　“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

　　情况严重到有人去跟诸葛亮打小报告，说法正这样太作威作福了，应该管管。诸葛亮当然明白法正在刘备心中的地位，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压抑了太久的法正，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终于“潇洒走一回”了，但是却因此给人留下了“作威作福，睚眦必报”的口实，最终不得入选武侯祠陪祀名单。

　　其实不止法正一人，与此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在诸葛亮北伐中，战功卓著的魏延，因为后来跟杨仪争权造成内乱，也没能入选。

　　二、陪祀功臣地域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汉的政治格局。

　　益州地处偏僻，又经过刘焉刘璋父子两代的打压，造成了“境内无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的局面。蜀汉建政之初，政权统治阶层主要还是外来的，以刘备在荆州吸纳的士人力量为主，兼有早期的元从势力和刘璋时期的东州士人，其中益州本地士人占的比重一直不高。这一点从武侯祠的陪祀功臣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回顾上面二十八人的“大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到，益州本地只有程畿、张翼、秦宓、杨洪、吕凯、张嶷、马忠七人，只占其中的四分之一。这还是在大量荆州和东州士人因为名节等问题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比如上文提到的法正，魏延，就更别说李严、刘巴和许靖等人了。应该说，刘备定蜀以后，在本地人才的招揽和培养上，是有很多问题的，蜀政的这种局面，直到诸葛亮执政时期才稍微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三、陪祀功臣中的益州后起之秀太少，反映了蜀汉人才选拔的某些问题。

　　三国时期益州人口本来就少，相对于曹魏甚至东吴，基数上都处于先天的劣势。汉末三国时期天下大乱，士人流寓，汉代以来的察举制比较重视的乡议环节难以考查。曹魏针对这一问题，创建了“九品中正制”，用以解决无法考查乡闾批评的问题，为选拔人才扫清了规则上的障碍，并且曹魏在选官制度上，一直在努力完善。

　　东吴也仿照曹魏，实行了类似的九品中正制，并且兼顾了淮泗将领和北来士人。东吴在建国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江东化，江东本地豪强也愿意为东吴政权拼死出力，在江东的历次危机当中，本地豪强都涌现了很多杰出人物，为江东政权的转危为安做出了巨大贡献。

　　相比起这两家，蜀汉的选拔上就显得有些裹足不前，在选官制度上，可以说不太看得出蜀汉有不断完善的努力。另外，如前文所说，蜀汉本来属于外来政权，蜀中本地豪强的合作意愿本身就不高，政权上层非益州籍士人把持了大量关键性位置，到后来这些人的子弟又轻易地占据了高位。诸葛亮时期，尚可以以“认同汉室”为最高原则，在察举制的框架下选拔了不少本地才俊。但是因为没有制度化的建设，到了蜀政衰败的后期，“仇国论”大行其道，甚至连姜维都感到“羁旅托国”，统治者就更不太可能再致力于选拔“心存汉室”的人才了。当然，蜀汉国祚太短，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设选拔制度，也是个客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