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说“诸臣误我”是推卸责任吗？明朝官员真的误国！

　　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明朝的官员是什么样子?

　　围锦州，关乎明朝国运的宁锦大战一触即发。面对如此紧急时刻，崇祯帝连忙在平台开会，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本来这会议，是探讨如何增兵添饷，谁知礼部右侍郎蒋德璟却一番话雷倒全场：“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一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以蒋德璟的观点，只要崇祯帝能够恢复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卫所制度，大明朝的军事实力，转眼就能刷刷涨。可且不论这个观点，放在明末根本不现实。放在辽东大战火烧眉毛的当时，也分明是在胡乱带跑偏节奏。可对这么一个“乱带节奏”的大臣，一向坏脾气的崇祯帝，这次却是相当沉得住气，非但没发火，还把蒋德璟当场一顿夸奖。

　　因为在此之前的十三年里，崇祯帝已经见识了太多官员“不靠谱”的表现。“乱带节奏”的蒋德璟，都是其中靠谱之人。

　　当时的官员，有多不靠谱?早在崇祯帝登基伊始，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给崇祯做了个恐怖统计：此时大明朝，全国各级官职，都能明码标价，总督巡抚级别的官职，五六千两银子可以搞到，道台知府级别的官职，两三千两银子也能拿下。就连国子监的监生资格，都能花钱买。每次考察官员，不准备四五千两白银休想过关，七品的芝麻官县令，公认“行贿之首”，一切都是金钱开路。

　　韩一良这番开炮后不久，工部又给崇祯帝上了一课：工部招商采办，拨出白银一千两，发到承办的商户手里，竟只剩了三四百两。其他的钱，全被各级官员们层层吃光。抓出来的三个小蛀虫，崇祯帝扔下严旨要查办，谁知把清正廉洁挂嘴边的内阁与科道众臣，竟纷纷妙笔生花，想着法子求情。监察御史陈良训更轻描淡写说：“果是从来旧规”。这层层扒皮，早就是老规矩了，皇上您这么较真，我们以后还怎么“扒”?

　　如此“扒皮”成风，理论上肩负“监督”重任的明朝言官们，为什么都不发声?当时的言官们，早就落了另一个诨名：抹布——自己脏得一坨，恶臭还往别人身上抹。

　　明朝言官有多“脏”?可以看看西北民变初期的小事，当陕西的农民军杀进山西，大明北方局势危急时，京中的山西籍给事中裴君赐就发出神论，疾呼陕西的官员们立刻行动，把进入山西的农民军弄回到陕西去。似乎在裴大人眼里，这已成燎原烈火的农民起义，就是乱跑的牛羊，想怎么撵就怎么撵。国家危难至此，扯皮都还扯到这么秀下限。

　　而在日常表现里，明末言官们的行为，那更经常连“抹布”都不如，常见的套路，就是趋炎附势。明朝设立言官，原本是为“以小制大”，小言官监督一二品高官，可到了崇祯年间，满嘴仁义道德的言官们，却是谁权大往谁家奔。往往是崇祯刚任命了阁臣，言官们就立刻往人家家里奔，以至于阁臣家里人满为患，来晚了的言官们，只能在人家家门口台阶上喝茶干等。“卖身”都卖的如此难看。

　　就算是挤不进阁臣家门的言官，放在崇祯年间，也是各有发财的道道。有些言官摇身一变，成了卖官的“经纪人”。比如户科给事中杨枝起，身为户科言官，却成天混迹在吏部，只要有人想买官，就为之来回牵线，手里正义凛然的奏折，也是明码标价卖，既吃介绍费又收“稿费”，忙的不亦乐乎。

　　这样的言官，操行可想而知，顶着“精英”的名头，翻脸往往赛过翻书。兵科给事中曾应麟，原本是崇祯宠臣杨嗣昌的心腹，平日里吹捧杨嗣昌，那真是花样百出。待到杨嗣昌捅了大篓子，在惊惧中一命呜呼后，却又是这曾给事中摇身一变，给杨嗣昌总结出多条大罪，高声疾呼把杨嗣昌开棺剖尸，翻脸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曾任河南巡抚的崇祯年间名臣范景文，更形象总结了当时明朝的腐败：凡是敢贪污的官员，都是有才的官员，他们不但能贪，更是能送，所以“必有墙壁可倚者”，关键是还能造舆论，越贪污越舍得花钱买通言官，借着这些“监督者”之口，打造自己的“名臣”形象。所以这种人“得钱既多，又复好官自我”。充斥在晚明官场的，尽是这些不倒翁。

　　基层的文官烂透了，武将也好不到哪去。就以明朝装备最精良，名号最响亮的“京营”来说，以兵部左侍郎吴甡的揭露：京营账面上好几万人，平时基本没人，每次遇到校阅检查，都是找来北京街头上卖菜的摊贩凑数，看上去兵甲鲜亮，其实就为骗一份军饷。待到有战事打响时，京营的出征士兵，基本都是北京街头的地痞流氓。他们和军官沆瀣一气，军官们趁机吃空饷，地痞流氓们打着“京营”名号打家劫舍，各发各的财。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京营为何一击即溃，活活把北京城让给了农民军。

　　文武如此，高层更是不堪。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从居庸关入寇，为了翻阅居庸关天险，清军八旗爬了三天，却没遇到丁点抵抗——明朝蓟辽总督吴阿衡，这三天里正在密云给镇守太监邓希诏做寿。墙子岭总兵吴国俊也带着一群兵将跑来大吃大喝。喝得烂醉如泥时，清军前锋抵达密云，把这群人一口气剁成了烂泥。

　　崇祯在位十七年里，类似的剧本，无论对内剿农民军，或是对外抗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上演，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时，崇祯帝再度召集官员商议，却连蒋德璟这样雷翻全场的人物都没有。大臣们或是沉默不语，或是卷包袱跑路，以至于“大小车辆络绎而出国门”。每次召对过后，无助的崇祯，也都是痛哭而回，一直哭到北京城破，上吊煤山。

　　以这意义说，那一声“诸臣误我”，还真不是崇祯甩锅，却是这位亡国之君，多么痛的领悟。亦值得多少以史为鉴的后来人，反复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