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帝师吕调阳，历仕三朝的“当世丙吉”

　　吕调阳(1516年～1580年)，字和卿，号豫所。祖籍大冶县茅潭里吕家村(今属陈贵镇)，出生于广西桂林。明代后期著名政治家，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以廉正闻于朝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廷试高中一甲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次辅，加封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少傅、光禄大夫、柱国等，死后赠太保，谥“文简”。

　　历仕三朝的“当世丙吉”

　　明朝中后期，官场倾轧激荡，吕调阳历仕三朝，官阶只升不降，堪称奇迹，根本在于其道德修养。在政务中，吕调阳以平和稳重、善于协调政坛矛盾而著称。他从不拉帮结派，始终保持一身正气，“门无私谒”。为国家办事有功绩从不炫耀，也不愿意听别人对其歌功颂德。“所树惟恐见知，所急惟恐见德”“人故无所藉以颂公”。

　　吕调阳深谙大明朝典章礼仪，任礼部尚书时厘正典章，“自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逾制”，入内阁后成为国家重大事务的礼仪主持人之一。据《明宫史》载，“若大丧，若大婚，若崇祭，若荐号，若降夷、受俘，诸臣仪旷典事，咸籍公相成以当上心。”在隆庆、万历年间，宫廷中几乎所有的皇帝大婚礼、皇后受朝礼、万寿节(即皇帝生日)、丧葬礼、太子冠礼、皇帝亲征礼、春日吉庆等，都由吕调阳主持。万历皇帝登基时即由吕调阳任礼仪主持人。

　　吕调阳去世后，万历皇帝十分哀伤，为之“辍朝一日，诏所司议恤典，赐祭十一坛;遣官营葬，赠太保，谥文简……朝廷恩礼大臣，未有加于此者”，可谓备极哀荣。首辅张居正亲自撰写《吕文简公墓志铭》，称其“在汉丙吉，今也则公”，称赞他“公质行多长厚，余独心服。其在政府，断断乎有古大臣之风”。

　　两朝帝师与《帝鉴图说》

　　吕调阳学识渊博，亦是一位教育大家。隆庆元年(1567年)，吕调阳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不久即调回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因其曾从师于国子监祭酒、阳明学派学者“永康学”的代表程文德，遂以永康之学教授诸生。他在任时，重视道德教育，抛弃传统的注入式，代之以启发式，并率身以教，以身作则。

　　因治学严谨，言行端庄，老成练达，吕调阳在穆宗(隆庆帝)、神宗(万历帝)年幼时被赐聘为经筵讲官。据《明神宗实录》，万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赐知经筵官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同知经筵官吕调阳各敕一道”。他每次为神宗侍讲经筵之前，必先作斋戒沐浴，以示虔诚肃穆，讲解时引经据典，“列古义以规时政”，从不故弄玄虚，夸夸其谈，因而深得神宗赏识敬重。

　　吕调阳潜心从政，所留著述不多，但他在任上与张居正一起编了一本专门供小皇帝朱翊钧阅读的图文书——《帝鉴图说》，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儒学要义，希望皇帝励精图治，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编纂此书的目的，在张居正、吕调阳于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联名具奏的《进图疏》中有详细阐释：“窃以为人求多闻，事必师古。顾史家者流之虑千百，虽儒生皓首，尚不能穷，岂人主一日万几所能遍览……伏望皇上俯鉴愚忠，特垂省览，视其善者取之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

　　编修《明实录》与《明会典》

　　吕调阳还是一位史学家，在其任上主持编修了穆宗、神宗两朝实录和万历会典。据《明神宗实录》载，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张居正请修《穆宗实录》，神宗允准，命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为总裁官，至万历二年(1574年)修成。万历四年六月，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合疏奏请开馆续修会典。是月神宗敕谕内阁，择日开馆。此典籍修至万历十三年完稿，至十五年二月上表进书，前后十余年，纂成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与吴国伦的交会

　　吕调阳，朝廷重臣;吴国伦，当世名士。这两位同时代黄石地区著名人物的交集堪值一叙。

　　吕调阳与吴国伦系“同年”，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同科进士，又是乡党里人，自此“交垂三十年”。虽生于南粤，但吕调阳有着浓厚的故土情结，其子辈以“兴”字为行，以示不忘故乡。他还在大冶“治新第”，准备回祖籍地养老。万历六年(1578年)，吕调阳连上十疏自请归里，在返还桂林时取道兴国“省族展墓”，特地到大冶看望了祖居地的家乡父老，祭扫祖墓。

　　此行吕调阳还与吴国伦结为儿女亲家，其四子兴武与吴国伦之女缔结婚约，关系更深一层。吴国伦在《吕公行状》中描述了吕调阳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为迁复故土计，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吕调阳离开兴国时，吴国伦送其至富池口话别。越二年，吕调阳逝于桂林，噩耗传来，吴国伦伤嗟不已，叹“盟言在耳，重来无期”，与乡贤合立吕公祠，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