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慈禧汗颜的唐德宗：接连处罚大将讨好外敌

　　吐蕃对唐作战，起初是以掠取财物为主，正如苏颋所说“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马，不重杀掠，于人但剥体取衣”。后来以夺取土地为主，唐玄宗设陇右、剑南两节度使，专防吐蕃内侵。双方国力强盛，连年发生战争，胜败相当，吐蕃并未得利。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陇右、河西两镇精兵内调，边防空虚，吐蕃陆续攻取两镇所属诸州。七六三年，吐蕃自大震关长驱直人，破泾州、邠州，攻奉天(陕西乾县)、武功，唐兵溃散，唐代宗逃往陕州，吐蕃入长安城，立李承宏(金城公主侄)为唐帝。吐蕃军掠夺府库市里，焚毁房屋，还想掳掠城中子女和百工，整军归国。郭子仪设疑兵，恐吓吐蕃军。吐蕃军据城凡十五日，惊慌出城，退屯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县)等形胜地，窥伺唐境。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失守，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成为吐蕃的领地。同年，吐蕃攻入剑南道的松、维、保(四川理县)三州。这是吐蕃与唐多年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败，唐朝廷的腐朽，吐蕃力量的限度，都表现出来，极盛的吐蕃要灭腐朽的唐朝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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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六三年以后，吐蕃连年入侵，战争激烈，唐在凤翔、泾州、邠州、渭北等地设节度使，驻重兵，抵御吐蕃。七八○年，唐德宗即位，遣使到吐蕃讲和。七八三年，两国在清水(甘肃清水县)会盟，唐以“国家务息边人，外(弃)其故地，弃利蹈义”为理由，承认吐蕃所占唐州县为吐蕃领地。接着在长安西郊筑坛定盟，又遣大臣为人蕃会盟使，在逻娑定盟。七八六年，吐蕃败盟，进攻京西诸镇，又破盐(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夏(陕西横山县)二州。当时吐蕃大相尚结赞看到唐内乱频繁，认为时机可乘，怀有野心，清水会盟，并无诚意。败盟后，唐德宗还力求和好。尚结赞想用诈计，去掉唐李晟(音成chěng)、马燧、浑瑊(音尖jiān)三个良将，随后攻取长安。七八七年，尚结赞遣使到马燧军中求和，卑辞厚礼，欺骗马燧。马燧信以为真，请唐德宗许和。凤翔节度使李晟主张出击，唐德宗罢免李晟。尚结赞要求唐派浑瑊主盟，准备在会上擒获浑瑊。唐德宗允许在平凉(甘肃平凉市)会盟，任浑瑊为会盟使。李晟切戒浑瑊，必须有严密防备。唐德宗怕会盟不成，也切戒浑瑊必须推诚相待，勿使对方猜疑。浑瑊到平凉，正要登盟坛，吐蕃伏兵发作，捕杀唐会盟官，浑瑊仓皇逃遁，幸唐将骆元光、韩游環有备，救浑瑊出险。正当会盟的一大，唐德宗很得意，对诸相说，今天和蕃，国家有福。马燧说，是。柳浑说，我很忧疑。李晟说，柳浑说的是。唐德宗生气说，柳浑书生，不懂边事，你怎么也这样说。柳浑李晟都叩头谢罪。当晚，韩游環报告吐蕃劫盟，进攻邠宁镇(治邠州)。唐德宗大惊，想逃出长安避吐蕃，为人臣们所劝阻。

　　尚结赞想施诈计获大利，以为李晟失兵权，浑瑊被擒，马燧一定得罪，三将既去，就可得长安。唐德宗外怨回纥，内忌功臣，想与吐蕃结盟来实现自己的蠢愚想法，奸相张延赏全力主和，排斥李晟，造成“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的危局。形势确是对吐蕃有利。但是，唐朝廷上有以李泌李晟为首的一批文武官，虽然不得势，也下会让尚结赞完全得志。骆元光、韩游環救出浑瑊，说明计谋早被识破。劫盟以后，张延赏惭惧，称病不出，唐德宗不得不依靠反对和蕃的一派官员，任李泌为首相，李晟、马燧、柳浑相位不变。唐与吐蕃的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孪泌劝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四面受敌。唐德宗听从，与回纥和亲，又使剑南节度使韦臯招南诏年附。七八八年，回鹘(本年回纥改称回鹘)可汗上书，愿为唐击吐蕃，南诏王也决计附唐，不再助吐蕃。原来大食是吐蕃的劲敌，蕃兵大半驻在西域，抵御大食东侵。七八六年，韩洸(音晃huàng)在请伐吐蕃收复河湟疏中说，“闻其(吐蕃)近岁以来，兵众寝(渐)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据入蕃使崔翰密查，吐蕃驻河陇兵马真数，只有五万九千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兵仅三万人，余皆老弱。吐蕃兵力如此薄弱，唐德宗不谋收复失地，却力求讲和;尚结赞不坚守清水盟约，却想用诈计取长安，双方都做着愚蠢事，愚而诈的一方，后果自然要更坏些。自从唐德宗采用李泌的建议，吐蕃的强盛时期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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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蕃进行羌族的统一战争，在历史发展中是处顺势，因之阻力较少，很快建立起大吐蕃国。但是，战争进入唐本部境内以后，就显得能力与环境不能相适应，一直走失败的道路。吐蕃起初只知道地重，不知道人重，围凉州城时，乘城中人窘迫，宣告：我要的是城池，人不论老少都可以迁往唐境。取其他城池也是如此。李晟曾说，河陇失守，并不是吐蕃有多大的力量，主要是唐将帅贪暴，内附部落离心，民众不得耕种，展转向东迁徙，自己放弃土地。吐蕃不利用这种情形，争取城中人留下来，倒不是因为尊重唐人的爱国心，而是保持落后国家战争的惯例，即“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也就是出兵不准备粮草，让将士任意去掳掠。城中多有财物，要城池与掳掠财物，意思是相同的。到了知道地旷人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又进行掳掠人口的战争。七八六年，唐德宗给尚结赞信里说“又闻放纵兵马，蹂残禾苗，边境之人，大遭驱掠”。七八七年，尚结赞焚毁盐、夏二州城，掳走所有居民。同年，吐蕃大掠汧阳(陕西千阳县)、吴山(陕西陇县东南)、华亭(甘肃华亭县)三县，残杀老弱人，壮年男女万亲人全被掳去，放在安化峡(在甘肃清水县)西，准备分给羌、浑(吐谷浑)诸部，告被掳人说，准许你们向东哭别故国。众大哭，千余人投崖自杀。七八八年，吐蕃大掠泾邠等五州，掳去人畜二三万口。此后，吐蕃连年攻入唐境，破坏极为严重，沈亚之《临泾城碑》说“今(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每秋戎人塞寇泾，驱其井(市)闾(民居)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唐边将因吐蕃不占据土地，掳人就走，反以驱敌出塞为辞，向朝廷报功道贺。边地民众受吐蕃和唐边将的双重祸害，处境该是多么危苦!吐蕃轻视和亲的利益，为掳掠财物和人口进行频繁的战争，使吐蕃民众劳苦厌战，唐民众流离失所，政治上该是多么失策!

　　吐蕃对唐人有两种待遇法。一种是河陇地方未曾东徙的居民约有五十万人，其中劳动民众都被看作贱隶。沈亚之说，我曾问吐蕃降人，唐人在彼方情形。他说：唐人(民众)子孙生下来就是奴婢，种田放牧，或聚居城乡中，或散处荒野间。这部分人无论是谁，吐蕃都不敢信任;世族豪家社会地位不变，有些被任为文武官，还受免税、扩大产业等优待。八二一年，庸穆宗任刘元鼎为会盟使，前往逻娑，路过河西一带，见到旧时城郭还在，兰州广种水稻，桃李榆柳茂盛。看来，汉族地主阶级仍保持原状，民众虽说是奴婢，实际是农奴性质，与纯粹奴隶还有区别，生产仍以农业为主。广大农民被贬为完全农奴，是社会的大退步。吐蕃又迫令所有唐人改换服装，只许每岁元旦日用唐衣冠祭拜祖先，祭毕收藏。每当这一天，唐人无不东向号恸，想念故国更甚。七八○年，唐使臣韦伦自吐蕃归国，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唐人都毛裘蓬头，在墙缝里偷看，有些捶心流涕，有些向东拜舞，也有人暗送书信，报告蕃国虚实，盼唐军来如饥渴人盼饮食。刘元鼎出使吐蕃，至龙支城(青海乐都县南)，有耆老千人，见刘元鼎哭拜，问天子安好否?说因从军被掳，陷没在这里，自己和子孙不忍忘记朝廷，朝廷也还记得我们么?说完都鸣咽涕泪，不敢出声哭。刘元鼎密问，知道是丰州(内蒙古五原县)人。元稹《乐府·缚戎人》里所说“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元旦)梳汉发”，正是在蕃国唐人的普遍心理。自地主阶级到农民，都愿意回到唐朝来，吐蕃的统治显然不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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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是对俘虏的待遇法。无专长的唐俘，面上刻黑字(黥面)，分配到各地充奴役，上述龙支城唐人，当是属于这一类。有专长的唐俘，右臂上刻黑字，等候赞普亲自发落。其中有些人被任为小官吏，不论文武，统称为舍人。唐宪宗时，淮南小将谭可则在边上被俘，因通晓文字，将要被任为知汉书舍人。他臂上刻的蕃字，译意为“天子(赞普)家臣”。赞普选取有才能的人作自己的家奴，分配无才能的人给贵族作家奴，符合俘虏为奴的惯例。刘元鼎觐见赞普，赞普赐宴，肴馔和酒器，略与唐同，乐工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州》，《绿腰》等。乐工和伎人都是唐人，厨师和制酒器的工匠，大概也是唐人。八○一年，吐蕃攻破麟州(陕西神木县北)，掳走居民及党项部落。僧延素被掳，一个蕃将号称徐舍人，对延素说，我是英公(李勣)五代孙，武后时我祖先避难逃人吐蕃，世代做蕃将，想念故国的心永不能忘，只是宗族大了，无法回去。你现在遇见我，我放你走。蕃法严，无放还俘虏例，徐舍人放延素，因延素是僧人。这种避难入蕃的人，社会地位可能高一些，其余有专长和无专长的俘虏，都是家奴身份。吐蕃曾攻蜀，赞普命令诸将说，我要蜀州作东方大镇，凡有技艺的工匠都送到逻娑来，平常年岁只要他们纳一匹帛的赋税。在新疆发现的吐蕃文书里说，“在当妥关，弃札、穹恭和桑恭三人分派奴隶，举凡他们的人名、家庭、职业及如何纳税等分别予以登记”。以此为例，家奴不是纯粹奴隶而是农奴性质的贱民。当然，充当纯粹奴隶的人也不会很少。吐蕃多年来为掠获人口而战，一定有大量唐人被掠获，他们生活在吐蕃日久，逐渐融合在蕃人中，成为社会下层的一部分。这对吐蕃既补充了人口，又流入了文化和技艺，似乎是有利的，但战争中吐蕃兵士死亡率很高(战死和疫死)，用来换取俘虏，何曾有便宜，文化和技艺可以学习，也无须依靠故争。归根说来，吐蕃对唐进行长期战争，是统治阶级为了“临阵所得，使为已有”，不惜牺牲民命来达到得财物拥家奴致大富的目的，如果说战争有利，也只是统治阶级有了利。至于吐蕃民众同唐民众一样，不论胜败在哪一方，受到的都是祸害，并无什么利可得。吐蕃民众受长期战争的祸害，劳昔不堪，吐蕃衰亡时期的到来，也就必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