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猜忌多疑：竟然常于殿廷上杖打大臣

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腐败愈演愈烈，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因此，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唐太宗也不例外。

唐太宗即位之初，一方面，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很难被发现。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以此判断受贿之人。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受绢一匹。唐太宗勃然大怒，下令将其处死。民部尚书裴矩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向唐太宗进谏：“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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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出自《论语》。孔子曾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百姓虽然遵法却会失去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用礼教感化，百姓才会真正归服。

唐太宗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钓鱼执法”，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然后对其进行惩处。

钓鱼执法的危害是极大的。首先，执法部门之所以挖空心思导演钓鱼执法，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当执法部门由公共管理、服务部门蜕变为逐利部门，必然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力。其次，钓鱼执法以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践踏，直接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守和法治的信仰。再次，钓鱼执法本质上是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这意味着公众随时可能被陷于危险境地，必然导致人人自危，对公权力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最后，钓鱼执法为欺骗手段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造成公众与执法部门以及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最终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产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正是看到钓鱼执法的巨大危害，尽管已经知道这个馊主意是唐太宗所出，裴矩仍然顶着压力向唐太宗进谏。所幸唐太宗立刻醒悟过来，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当众表扬裴矩：“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同时宣布取消以此方法试探官员。

但其实说起来，唐太宗并非钓鱼执法的首创者。在他之前，隋文帝杨坚也用过这一招。当年隋文帝同样苦于大臣多赃污，于是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如有受之者则“立斩”。唯一不同的只在于，当隋文帝出此下策时，并没有大臣像裴矩那样勇敢地站出来向他进谏。

为何同样使用钓鱼执法，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到隋文帝与唐太宗不同的治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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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唐太宗曾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何如主也？”房、萧二人回答：“隋文帝勤于为治，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唐太宗却说：“你们虽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衍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接着又说自己：“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

应当说，隋文帝亦为一代雄主，但猜忌多疑不能不说是他性格中的一大缺点，刚愎独断更是他作为君主的致命之处。由于自认明察秋毫，隋文帝对大臣一是不信任，事无巨细皆由自决；二是异常苛责，大臣稍有过失即加以重罪，特别是经常于殿廷上杖打大臣，时有大臣因廷杖而死。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看到隋文帝有所失误，群臣又哪敢开口进谏？可笑的是，隋文帝有时因妄杀大臣而后悔，又反过来责怪群臣“不谏”。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用在隋文帝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相比之下，唐太宗在君臣和谐、同心合力上做得就强多了。唐太宗即位之初，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重名，即命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同样以隋亡教训为鉴，说：“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唐太宗听进张玄素忠告，恪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充分发挥群臣智慧与积极性，上下齐心，共同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盛况，也使自己成为一代明君。顺便说一下，还是这个张玄素，有一次进谏，竟然称唐太宗不如隋炀帝、等同桀纣。面对如此激烈言语，唐太宗仍然反躬自省“玄素所言诚有理”，下令予其赏赐。如此心胸，天下焉能不治！

由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了。同样使用钓鱼执法，隋文帝明为反腐，实则将之作为驭下的手段，自然不会去反省，也没有大臣敢于进谏。唐太宗初衷为反腐，待裴矩指出其中弊端后，则欣然接受，当即改正。进而，再以隋文帝为对比，不难发现，贞观年间名臣云集、君臣无间，根本原因就在于唐太宗举重若轻、放手诸臣的治政风格，以及从谏如流、不耻纠错的宽广胸怀。这一点，魏征看得最清醒。当唐太宗有一次表扬魏征勇于直谏时，魏征回答，假使唐太宗对直言谏语恶而不闻、拒而不受，又有谁敢开口冒犯龙颜？并以“善恶太明”的萧瑀为例：“瑀违众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劲，向不遇圣明，求免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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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裴矩关于君勿陷臣于法的劝告对唐太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件事过后不久，有人上书唐太宗“请去佞臣”。唐太宗召问道：“佞臣为谁？”此人回答：“陛下可与群臣言，假装生气以试之。有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向唐太宗进谏的裴矩。这个裴矩，原是隋室旧臣，为隋炀帝所器重，而他也处处以隋炀帝喜好为坐标，百般逢迎；孰料唐代隋后，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却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由佞转直。这个现象甚至引起了司马光的注意与无限感慨。司马光在裴矩谏太宗这件事上评论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级，领导好谀恶谏，则下级必然争拍马屁、不说实话；领导从善如流，则下级就会敞开心扉、知无不言。因此，当我们倡导鼓励干部群众说真话时，领导干部首先要有听真话的勇气和胸怀，特别是对于批评意见，哪怕言词再激烈，也应当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的气量与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