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为何建议简化孔子祭祀，并拆毁孔子的雕像？

　　今天历史屋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张璁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谈及明朝大改革家，最为广知的是张居正，但实际上在张居正之前，明朝还有多个改革家，比如提出一条鞭法的桂萼、改革家徐阶等，但还有一位大器晚成的改革家鲜为人知，这就是浙江温州人张璁，堪称明朝最狠的改革家，47岁才考中进士为官，却在明世宗(嘉靖皇帝)初年三度位居首辅，史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

　　1530年，明朝首辅张璁(cōng)连上三本《议孔子祀典疏》，将矛头指向了孔子，建议简化孔子祭祀，其中一个是拆毁全国孔子塑像。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拍手称好，有人破口大骂，身为儒家门徒的张璁，为何要简化孔子祀典，并拆毁全国孔子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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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尊孔之后，直至明朝中期，历代文人与统治者的推崇，让孔子地位达到巅峰，几乎成为中国版的教皇——儒教教皇。

　　根据明朝史料记载，一年竟要祭祀孔子五十多次，春、夏、秋、冬四上丁、四仲丁、八小祭、及祭日、每月的朔、望，甚至二十四节气等都要祭祀，且不同的祭祀不能相互代替。祭祀规格非常繁琐，专门为祭祀服务的人数众多，有喇叭户、点炮户、屠宰户、烧水户、运冰户、运盐户等，且财物浪费更是不可胜数。

　　关于祭孔经济负担，有一个直观的数据，即明朝皇帝赐予的曲阜孔府祭田，这类田地免交一切官府赋税。

　　明洪武时，定给祭田二千大顷。岁收其租入，以供庙祀，余悉为衍圣公廪禄。……永乐五年二月，又赐赡庙田七十三大顷，正统四年八月，户部奏准，存佃户五百户，凑人二千丁，专以办纳粮粒，以供祭祀。

　　一大顷等于三市顷，一市顷约等于如今的100亩，仅朱元璋与朱棣赐予的孔府祭田就高达2073大顷。如果算上孔氏各支族人暗地里的土地兼并与明面田地，那么整个曲阜孔氏掌握的土地无疑令人震惊。另外，所有曲阜孔氏子弟，只要是登记在册的，都不用交人头税，都不用服徭役。

　　更为重要的是，祭祀孔子不仅只在曲阜，而是全国范围内经常祭孔。当然，曲阜是重中之重，其他州县规模较小与频率略少。1438年，因为地方打着春秋两季祭孔的旗号刮榨百姓，礼部尚书胡濙想通过确定祭品数量来解决这一扰民问题，于是上书：

　　比者湖广桂东县知县范忠奏，本县每遇春秋祭孔子，教官生员逼取祭仪扰民。各府州县亦有此弊。请定其仪：猪每只重七十斤，山羊每只重二十斤，绵羊每只重三十斤。其余品物不系出产者，鹿、兔以羊代，榛、栗以土产果品代。令风宪官严加禁约教官训导生员，毋责取扰民。

　　总之，明朝中期之前，对孔子的祭祀规模与规格达到了顶峰，祭孔成了百姓一个重要负担，也是权贵收刮民财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为可怕的不是经济负担，而是形式化、宗教化的祭孔，必然会进一步禁锢整个民族的思想。

　　02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天下文人几乎都是他的门徒，即便祭祀典礼浪费严重，形式越来越夸张，但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一旦指责祭孔的这些问题，必然会遭到天下文人群起而攻之。那么，张璁如何改革孔子祀典问题的呢?张璁并未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找出了正当的不能再正当了的理由，令人拍案叫绝。

　　为了改革孔子祀典，张璁一共上过三本《议孔子祀典疏》，每一篇都正大光明，都讲究名正才能言顺，让人想反驳都很难。

　　一，拆毁全国孔子塑像

　　张璁在《议孔子祀典第一》疏中，指出祀典是万事之表，不可不正，但祭祀孔子塑像就是不正。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塑像与真人之间必有差别，不可能一模一样，哪怕照着画像雕塑，也不能完全雕塑出一模一样的。于是问题来了，既然孔庙里的孔子塑像与孔子必然有差别，哪怕只相差几根毛发，那么可能就不是孔子，天下人祭祀的是谁?大家非常隆重的祭祀，总不能祭祀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吧。张璁借用大儒程颐的一段话说：“程颐论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类，则非其人。彼亲见其人而貌之，有毫发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随意信手而为之者哉!”

　　如今看来，这一理由有点较真，但古代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容不得半点马虎，因此张璁的理由非常正当。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没有为孔子塑像的传统，“今国子监有塑像者，不过因前元之旧，非圣朝之制”，明朝建立之后，新创的南京太学，只用神主，不设塑像。南宋大儒朱熹在《语录》中说“宣圣本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设主祭可也。”因此，从恢复中华传统角度来说，也应该拆毁全国孔子塑像，采用木主(木制神位，上书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称神主，俗称牌位)，否则就失去了祀典的民族意义。

　　对于张璁这一奏疏，天下文人没办法反驳，最终只能同意拆毁孔子塑像，这也是后世几乎见不到孔子塑像的原因。上图，现代人所立，72米高，全球最高的孔子塑像。

　　二，去掉孔子的王号

　　唐玄宗时，孔子进爵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孔子变成“至圣文宣王”，所谓“至圣”，即为圣人之最的意思。元武宗时，孔子又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的封号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但在张璁看来，给孔子加上这些王号，完全是谥号不正，不懂孔子真实思想。

　　《议孔子祀典第二》：“孔子作《春秋》，首书春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诸侯有僭称王号者，必特书诛削之。故孟轲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观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号，至元武宗又加以大成之号，国朝因之，未之厘正。使孔子受此诬僭不韪之名”

　　孔子一生痛恨乱臣贼子，重视秩序、反对僭越，后人给孔子加王号，与孔子思想严重不符，也不符合礼制，所以应该去掉孔子王号。

　　与建议拆毁孔子塑像不同，这一次引起巨大争议，朝野反对声不断，反对者认为从唐玄宗开始到元武宗，最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是对孔子地位的完美诠释，不该去掉孔子王者封号。

　　三，孔子真实身份：“至圣先师”

　　面对群情激愤，张璁又写了一篇奏疏，即《议孔子祀典第三》，其中有言：“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师也，非以王也。”因此，孔子思想具有教化意义，其真实身份应该是“至圣先师”，而不是什么王者封号。

　　同时，都御史汪鋐又发出致命一问：“夫曰先圣先师，皇上幸太学拜之可也，若曰王，则岂有天子而可以拜王者哉。”汪鋐反击非常凌厉，质问如果孔子是王者，那么皇帝如何祭拜孔子?汪鋐这一番责问，让反对者无言以对，只能同意去掉孔子王号。历史上的汪鋐，是抗击西方殖民侵略第一人，也是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的中国人，可惜如今鲜为人知。

　　最终，群臣经过商议，通过改革孔子祀典，主要有五条：一是去掉孔子王号，改为至圣先师;二是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殿是皇家居所，孔子居所自然不该是殿;三是孔子门人等，不再拥有公侯伯等爵位，而是称为先贤某子;四是拆毁孔子塑像，改为制木为神主，拟大小尺寸，成为定式;五是规定春秋两祭十笾十豆，地方祭孔八笾八豆等，大大减少祭祀次数与祭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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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璁改革之后，孔府有何反应?

　　明朝曲阜有三个重要职位，即衍圣公、孔氏族长、曲阜知县，尤其是曲阜知县一直由孔氏族人担任，因此曲阜犹如国中之国，不仅能不停地吸取明朝财力供养孔府，还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地看待天下。

　　明末学者张岱曾与孔氏子弟交流，被气得不轻：“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只有孔家最为贵气。于是，张璁对祭孔祀典的改革，孔府也只是有选择性地执行，其中对去掉孔子王爵非常不满，一直将“大成至圣文宣王”牌位保留着。

　　张岱之父张耀芳，曾经担任山东鲁王长史，在崇祯二年拜祭孔庙，就是找不到嘉靖皇帝册封的“至圣先师”牌位，只能找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牌位，其余孔子诸弟子的排位，曲阜孔府也是使用元朝封号，坚决不用明朝封号。张岱记述的原文为：“(孔)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总以见其大也。”

　　孔府这些悖逆行为，明朝皇帝未必不知，由于明朝文官势力庞大，包括嘉靖在内诸多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但到了清朝，这一套玩不通了。清朝康熙年间，孔子后裔在孔子墓碑前建了一矮墙，挡住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王”字最下面一横，只露出“大成至圣文宣干”(见下图)。与此同时，在祭田数量上，清朝皇帝赐予的数量也大幅度降低，顺治拨给孔府82大顷祭田，当时祭田大概有2000大顷，但乾隆年间孔府祭田只能找到1096大顷，后来又拨给了一些，总计达到1256大顷，远低于明朝时期。

　　历史上的张璁，虽然不太为人所知，但透过他的改革，可以堪称明朝最狠的改革家，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很简单，张璁针对的都是硬骨头，除了上文谈到的拿天下文人信奉的孔子开刀之外，还针对皇亲国戚、勋贵、宦官、官吏进行改革，每一个改革对象都不好惹。比如，当时诸王、勋戚、官僚“请求及夺占民田者无算”，各种特权势力对土地的掠夺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严重到了天下额田减半的程度，但张璁顶住了各种压力，将权贵吃到嘴里的田地夺了回来，古今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改革家屈指可数，《明实录》最终记载“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

　　由于张璁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疯狂诋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自己朝中为官时，家中无一人鸡犬升天，史书记载“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总的来说，张璁改革虽然不算成功，但却一扫明朝百年积弊，更为后来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张璁改革孔子祀典，可谓打破了形式化的孔子崇拜，因此也被学者认为是明朝文艺复兴领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