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理财注重的是哪些方面？他也注重缓解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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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

　　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