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是怎么回事 洪秀全为什么能在初期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

　　很多人都不了解太平天国框架，接下来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欣赏。

　　太平天国的顶层权力构架，是中国封建史上最神奇的存在。

　　说它是政教合一，但却又存在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秀清、萧朝贵对宗教领袖洪秀全的制约;说它是封建统治，天国却又存在东王杨秀清的“僭主政治”?

　　那么，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是怎么回事?

　　洪秀全的短暂“统治”(1847-1848)

　　1847年11月，上帝会创始人额冯云山被抓，整个教会顿时陷入危机之中，到了次年三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安抚会众。

　　九月，萧朝贵邯郸学步于杨秀清，迎天兄耶稣来到人间。

　　自此之后，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此之前，洪秀全是宗教领袖和政治元首，是教中唯一可以沟通神的角色。

　　洪秀全本人并没有多少才能，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在于编写了传教教材，阐述了教义。也正是掌握宗教解释权，所以才能成为宗教领袖。

　　但要说政治元首，他的贡献就很小了。前期传教的主力是冯云山，造反之后扭转乾坤的是杨秀清，他一路走来，并没有展现出与其领袖身份相符合的能力。

　　那么，为何他还能在初期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呢?

　　这就不得不提冯云山。

　　冯云山是上帝会的实际发动者和组建者，他抛妻弃子、数年之间风尘仆仆、披星戴月往来于山河险阻之间传教，萧朝贵、杨秀清这些天国的实力派，都是他拉入伙的。

　　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初期，也只是扮演了一个编写宣传资料的存在，他人长期在广东，来广西实际传教屈指可数。

　　冯云山才是真正意义上早期上帝会的决策者，但这个决策者不居功、不争利，遥奉洪秀全为教主，上承洪秀全的宗教指示和行政决策，传达给各地头目，再由各地首领将上帝会最高指示传达给会众。

　　洪秀全是冯云山“捧”上位的，倘若冯云山对洪秀全不那么忠诚，完全可以撇开他自己做教主。

　　这个没有任何实干经验，几乎没参与过上帝会创立与组织的“教主”，更像是一个宗教元首和名誉政治领袖，在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冯云山被抓后，便立即失去了会中实权派的支持，想要侵夺他权力的杨秀清、萧朝贵自然便跳了出来。

　　萧朝贵的时代(1848-1851)

　　在杨秀清和萧朝贵开始代天父天兄传言之后，太平天国迎来了一个伪共主时代。

　　这个时间从1848年九月萧朝贵第一次代天兄传言开始。这一时间段，萧朝贵与杨秀清还需要在教中树立权威，继而进入上帝会的核心领导层。

　　两人之间或许存在一个有隐藏矛盾的“同盟”，合作染指天国的最高权力。但在天国的权力构架中，表现出来的也并非是天父、天兄、天王的三元结构，而是天父、天兄的二元结构。

　　在这一阶段里，天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那个人是萧朝贵。

　　在萧朝贵时代，凡上帝会人事变动、洪秀全行踪、洪秀全家属安置、会众思想教育、汇众奖惩、军师人选、私人生活、扯旗造反与称王时间、中枢决策、金田团营等等一切事务，都决于天兄(萧朝贵)。

　　洪秀全、后来回来的冯云山只能俯首听命，杨秀清则处于配角地位，天父传言也被日趋边缘化，萧朝贵基本控制了上帝会的中枢决策系统。

　　萧朝贵的武器是天兄圣旨，他将神的指示传达给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形成中枢决策，同时又扶植金田大本营的核心力量——韦昌辉，直接管理和领导基地组织的各项工作。

　　他既主导中枢决策，又直接负责向地方执行系统下达决策命令，可谓大权独揽。

　　有天父张虎皮的杨秀清在教内也可以通过天父圣旨传达指示，但萧朝贵早早握住了金田团营，使得杨秀清的“天父”被边缘化，他能够与神沟通的空间也日益缩减。

　　虽然萧朝贵一家独大，但这一时期萧朝贵还是有着清晰的大局观。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与杨秀清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与洪秀全、冯云山的权力再分配的摩擦也能进行搁置。一切以金田团营为核心，策划扯旗造反。

　　然而，造反之后没多久，萧朝贵就迎来了他的政治危机，且直接断送了他苦心经营的中枢决策人的政治生涯。

　　咸丰元年(1851)十月十八日，永安城外发生的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丧失了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能力。

　　他的重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也给天国中枢决策带来了莫大危机。

　　为名誉政治领袖的洪秀全只是个多年落第的穷秀才，在军事上毫无天分与经验，面对造反迫切需要解决的清廷围剿的现实问题，他不得不倚仗雷厉风行、办事干练且具有天父代言人这一神秘崇高身份的杨秀清。

　　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王，天王授予东王节制诸王的全权，自此之后，除了杨秀清和重伤的萧朝贵，其他诸王都不具备总揽全局、指挥全军的实力及宗教身份。

　　杨秀清一步步追赶萧朝贵，最终达到了与他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也宣告着，萧朝贵时代的终结。

　　杨秀清时代(1851-1856)

　　永安封王使杨秀清在政治上一家独大，他通过天父的意志限制洪秀全的宗教权力，排挤洪秀全世俗权力空间，继而以政治(左辅正军师)和宗教(天父代言人)的双重权力身份，统领西、南、北、翼各王及文武百官，管理天国军民。

　　可这时候，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宗教权力系统中的作用尚存，虽然“代言”的逐渐被边缘化;同时，作为上下都认可的、拜上帝教实际创建者南王冯云山，他的贡献和资历也不能被抹杀。

　　因此，萧朝贵在宗教权力中对杨秀清起到牵制作用，而冯云山则凭借资历和功劳对诸王在世俗权力上起调节作用。

　　但这种牵制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冯、萧两人先后战死，带来了既有权力格局中大片的真空。

　　在这权力重新划分的关键时刻，洪秀全居然对世俗权力系统的再建采取沉默的应对方式，(或许是沉迷于奢侈享受，不想具体管理事务、又或者是出于对实权东王的忍让，总而言之，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洪秀全沉默以对，东王自然能顺利接管萧朝贵、冯云山的权力。同时，他也展开了对其他诸王的打压，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等中央实力派，皆被排挤于权力核心之外。

　　北王韦昌辉此时在位次上居于第三，同时又具有后护又副军事的身份，按理来说，他具有进一步拓展权力空间的可能。

　　但遗憾的是，他此其的大佬是萧朝贵，身上被打上了浓郁的“天兄”派系烙印。

　　在东王杨秀清全面接管天国权力的情况下，实力位阶仅次于自己，却又不是自己人的韦昌辉，便是他首要打压对象。

　　杨秀清对韦昌辉的打压，从政治地位的打击到人格尊严践踏，可以说肆无忌惮。也正是杨秀清这样毫无底线的行为，使得如履薄冰的韦昌辉恶向胆边生，最终酿成了天京事变，血染东王府。

　　东王时代的天国，洪秀全完成成了摆设，在对外的政治信息传达中，也只强调东王的存在，而没有天王，重要奏章如果没有杨秀清用印，洪秀全都看不到，韦昌辉想要见单独洪秀全基本不可能。

　　后天国时代(1857-1864)

　　天京事变后，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发起事变的韦昌辉最后也死了，天父、天兄神话体系完全破灭，天王洪秀全得以乾纲独断。

　　洪秀全终于不用受制于天父、天兄，可以直接或通过亲手提拔中央权贵向地方实权将领下达王命，操纵政治机器。

　　没有军功资本的洪仁、蒙得恩得以跻身中央，抵制掌握重兵的地方实权李秀成、李世贤等实力派干将。

　　但天京事变对天国的打击甚大，动摇了中央威信，加上洪秀全任人唯亲，把自己的哥哥家族成员提拔为决策者，而这些人几乎都没有什么能力，在地方也无甚实权。

　　造成的结果就是，中枢决策系统和地方执行系统之间形成了壁垒，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决策和执行系统，在天国内部，出现了以陈玉成为首的安庆-皖西派系、以李秀成为首的江南派系两大山头。

　　这两大派系或因洪秀全的“挑拨离间”，或因各自的利益，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后期几次重要的进军失败，都因两大派系不合所导致，甚至陈玉成安庆失守，最后身死，都因与李秀成的嫌隙所致，后坐观成败而补救，最终使得天国半壁江山沦陷，湘军直逼天京城下。

　　陈玉成死后 ，李秀成一家独大，为了制约李秀成，洪秀全开始大搞封建诸侯的把戏，大肆在天国内封王，小到一个县都能出几个王。

　　滥封王爵的后果是地方将领纷纷纳入地方决策系统，干预地方决策的形成，李秀成对各级将领的统属地位遭到严重动摇，地方决策的输出与支持陷入瘫痪。

　　中央调不动地方，地方实权派又各自为政，这才让曾国藩孤军深入，仅仅5万人便攻克天京，宣告了天国的覆灭。

　　最终毁灭天国的，便就是这从一开始就“奇葩”发育的权力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