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终止了与匈奴的和亲，为何到汉昭帝时期又开始了？

　　众所周知，自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称帝以后没几年，就终止了与匈奴的和亲，开始了对北方匈奴的征伐，而后在卫青、霍去病等西汉名将的英勇奋战之下，更是造就了“匈奴远遁,幕(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势，可是自从汉武帝驾崩，汉昭帝刘弗陵登基称帝以后，却不知为何，在辅政大臣霍光的影响下，再次开始了与匈奴的和亲。下面历史屋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就像《苏武传》中所记载的，“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俨然是刚刚称帝没几年，就在匈奴的提议下，重新开始了与匈奴的和亲。

　　除此以外，史书上同时也有着“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的相关记载，足以说明汉昭帝执政时期与匈奴的“和亲”事件，就发生在始元、元凤年间。——《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

　　而且，汉昭帝执政时期，那些被驱逐到漠北苦寒之地的匈奴其实并不算是太安分，依旧时不时的就侵扰一下，在西汉边境地区大肆掠夺。

　　可是反观汉昭帝，其应对措施也仅仅只是“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而已，俨然一副严阵以待的防御姿态，并没有发动反攻。——《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

　　那么问题来了，在匈奴已经被驱逐到了漠北苦寒之地的大好局势之下，为何汉昭帝还要与匈奴和亲，而不是继续展开对匈奴的征伐呢?

　　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笔者还是要提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并不能从汉昭帝的身上去解决，就像前文说的，和亲是发生在始元、元凤年间。

　　虽然具体的年份不得而知，但从《苏武传》中“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的结果来看，汉昭帝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其实就发生在始元六年之前不久。

　　而始元六年的汉昭帝，时年才14岁，且朝政一直都是由辅政大臣霍光在执掌。

　　甚至于紧随其后的元凤元年，汉昭帝还发出了“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谮毁者，坐之”的相关言论，赫然对霍光十分亲近。——《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

　　所以，我们还得从“霍光”身上去入手。

　　但要说这霍光，就不得不再扯到汉武帝的身上，因为霍光这个辅政大臣的身份，是由汉武帝所指派的。

　　早在汉武帝驾崩前一天，就曾亲封“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由此可见，如果霍光不明白汉武帝心思的话，又怎么会被汉武帝重用呢?——《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再加上此前于征和四年，也就是公元前89年，汉武帝曾亲自颁发了一道《轮台罪己诏》，其中明确指出了“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顾名思义，也就是在汉武帝执政晚期，已经不想再打仗了。

　　或者说不是汉武帝不想打仗，而是他不能再继续打仗了，毕竟战争对百姓所造成的负担实在太过于繁重，已经逐渐激化了西汉统治阶层和百姓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于激起民愤。

　　诸如此前的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泰山、琅邪群盗徐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已经有了农民起义爆发的迹象。——《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好在汉武帝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故而就决定重启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所推行的“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轮台罪己诏》

　　毕竟就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盛景来看，道家的“黄老思想”在西汉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如此一来，前有“文景之治”这个“模范案例”，后有汉武帝《轮台罪己诏》这个前车之鉴，忠于汉室的霍光势必就会严格的遵循汉武帝的思想，以“休养生息，与民休息”为基本国策，而不是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了。

　　当然，思想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单凭这一点，只能说是会对霍光的思想产生影响，属实还是无法证明霍光不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除了受汉武帝《轮台罪己诏》的影响以外，在汉昭帝登基称帝之后，西汉朝廷的“朝堂局势”其实也并不乐观，从而也就导致霍光根本腾不出手来发动对外战争。

　　因为早在汉武帝驾崩之前，除了霍光以外，同时还册封了车骑将军“金日磾”、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二人，且要求这三人一起辅佐汉昭帝。

　　但“金日磾”仅仅辅政一年多便因病逝世，之后又由于种种原因，霍光与桑弘羊之间也产生了分歧。

　　好比如，“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顾名思义，桑弘羊在“金日磾”病逝以后，觉得自己立下了不少功劳，所以想让霍光给自己的家族子弟安排个一官半职什么的。——《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可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想，被霍光给严辞拒绝了，两人也就此分道扬镳，产生了分歧。

　　与此同时，燕王刘旦也不安分，早在后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8年，就曾派使者前往长安，向汉武帝上疏，要求带兵宿卫长安，希望得立太子之位，可是最后汉武帝不但削其三县，反而还立刘弗陵为太子。

　　因此，燕王刘旦一直都在暗中筹划着推翻汉昭帝，自立为天子，所以，中间的小动作自是不少。

　　一来二去之下，到了始元六年，与霍光有分歧的桑弘羊又莫名其妙的被燕王刘旦牵连，“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太官先置”，赫然是捏造了一个霍光意图谋反的罪名。——《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但汉昭帝却并不相信，依旧一如既往的支持霍光，但毫无疑问，此时的朝堂局势对汉昭帝以及霍光都十分不利，毕竟另外一个辅政大臣“桑弘羊”都站到燕王刘旦那一边了不是吗?

　　而后到了元凤元年，由于还有人替燕王刘旦说霍光的坏话，汉昭帝忍无可忍之下，下发了一道诏书，“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谮毁者，坐之”，俨然与霍光更为亲近。

　　不过，虽然这道诏书暂时让燕王等人无话可说。但也同时激起了燕王等人发动武装政变的决心。

　　故而于同年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票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幸亏霍光发现的早，这才及时率军平定了这场政变。——《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

　　试问，在这种情形之下，霍光能腾出手去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吗?必然是不能的。

　　古人云：“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道理霍光不会不明白，更何况霍光本身的政治主张亦是“休养生息、与民休息”了。

　　所以，即使是面对匈奴的侵扰，霍光也只能是派兵镇守，而不能反击。毕竟朝堂之内的局势并不安稳，万一把将士都派出去打仗了，那朝堂内部的动乱又怎么解决呢?

　　就好比燕王发动政变的这个案例，如果始元六年之前的那次和亲没有发生，而是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那这次武装政变的结果可就不一定了，毕竟军队都派出去了不是吗!

　　所以，对霍光而言，只要燕王刘旦想要推翻汉昭帝的野心一天没有暴露，他就不能发动针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即便是匈奴侵扰，也只能派兵镇守加以防御。

　　同时，由于期间匈奴亦是主动提出了“和亲”的要求，霍光自然不会不愿意，毕竟只需要极小的代价就能换得西汉边境的安宁不是吗?总比被燕王推翻汉昭帝要强的多吧!

　　而后到了元凤元年，燕王刘旦政变失败以后，虽然暂时解除了汉昭帝的统治危机，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进程已经开始，两方也均已经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那么自然就更没有必要去劳民伤财的发动大规模战争了。

　　当然，如果匈奴在“和亲”后依旧大肆侵扰西汉边境的话，想必霍光也不会坐视不理的。

　　就好比元凤四年，西域楼兰大肆劫掠西汉使官，动荡不止，故而在霍光的授意下，“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直接就派遣“傅介子”千里斩楼兰，成功解决了西域问题。——《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但既然匈奴除了侵扰掠夺一些资源以外，并没有大举入侵的迹象，那么对于霍光而言，还有什么能比休养生息、提升西汉国力更为重要呢?

　　又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为“昭宣中兴”之盛景的出现奠定基础呢?

　　正如班固所说的那句话，“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之所以后来能出现“昭宣中兴”之盛景，赫然与汉昭帝对霍光那毫无保留的信任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