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女真汉化的彻底吗？当时的儒学是怎么发展的？

　　大金立国一百一十九年，中国古代各种统治思想灿然皆备，分教分派，教中有派，派中分支，呈现着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儒家思想独占鳌头，居于主体地位。那么，儒家一派怎样上升为主流思想的?和其他思想关系如何?有何特征与价值呢? 下面历史屋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金朝建立后，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君主专制的加强，与汉化同步进行的儒家文化，经过三次演变，主体地位牢固地确立起来，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冲击。

　　太祖、太宗时期：多种经济制度并存，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多元共存

　　儒学传到金域。不但为阿骨打出谋划策的扬朴，是辽的进士，他本人还略通汉语“左右有三四人是汉儿及第者”。

　　完颜兀室于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制成的女真大字，是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而成。字从书传，则儒家书籍早已传入。再结合随太祖攻宁江州(治所在吉林扶余石头城子)的完颜勖，被呼为“秀才”来看，儒家文化在建国前已经传入。及至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使大量书籍，众多儒生，包括通经有德行的和尚，流进金域，儒家文化得到了传播。在统治思想中，以儒为主的倾向已露端倪。

　　熙宗到章宗时期：尊孔读经，统治思想主体儒家化确立与发展

　　尊孔是从熙宗开始。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天眷三年(1140年)十一月。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皇统二年(1142年)正月，衍圣公孔璠死，子承袭，承认孔氏家族世袭地位，完成了从不尊孔到尊孔的转变。海陵王亮时，规定衍圣公的俸格，提供孔氏家族的经济保证。

　　世宗时拓宽了尊孔的途径。让衍圣公总为曲阜令，掌握地方实权修缮孔庙，派十人守庙，以示尊崇;依据唐开元礼，修订祭孔大典，尊孔走上制度化。章宗时，进一步扩大尊孔范围，礼仪日臻完备。在各地普遍设置孔庙，没有的新建，毁坏的重修，树立尊孔风气。

　　完善了祭孔大典：规定每年祭孔大典的次数、人员安排与服饰，委派专人训练孔氏子弟，以备祭把。还亲自参加祭孔、作赞文，规定臣民与进士名称要避孔子讳等。使祭孔制度更加严密化，尊孔达到高峰，孔子处于独尊地位。

　　读经方面，解决了书籍，教师与学校三个问题。

　　金廷重视儒家经典，皇统五年(1145年)增上太祖尊谥时，太傅宗弼等的奏议，就肯定了太祖“收图书、立制度”的功绩。事实也如此，攻下辽的中京，下令将所掠的礼乐仪仗图书“并先次津发赴阙”。以后攻破汴京，采纳降将刘彦宗的建议，大规模的搜书“金人指名取索书籍甚多”，还到国子监索书。

　　私人也在掠取书籍，宗宪在汴京“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完颜勖所掠书籍“载数车而还”。平时还购买书籍，明昌五年(1194年)二月“诏购求崇文书目所阙书籍”，按《崇文总目》访求天下遗书，使书籍趋于完备。

　　金的师资来源有二：一是从外族吸收师资，在建国初期更为明显。如在对辽战争中，获辽进士韩眆，他曾开馆执教，培养了胡砺一类的学习尖子。胡砺在定州观察判官任内“士子聚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在对宋战争中，也网罗一批儒生。攻破汴京后，曾索到博士十人，太学生堪充教师者三十人，但很不理想，又改为指名索要。降将刘彦宗还移文到河北，在已占领的州、县、镇“搜索举人”，用文人来兴学立教。

　　二是金廷培养的师资，尤重视女真人执教。有的女真人不是科举出身，却有文化素养，如耶鲁和讹离刺等从事官府教育，培养出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等一代风骚人物。纥石烈良弼设馆执教“学徒常二百人”。有的女真人系科举出身，也在身传言教。如徒单镒“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将相”，同他一科中举共27人，前三名为中都路教授，第四名以下为各路教授。

　　以上系指策论进士，汉人中举者更多，当时府、节镇、州学的教员，都由考中进士者担任。

　　学校有官私两种。官学始于太祖“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自然不属于正规学校。在天会年间，才规定各路选送女真学生到京师学习，有了正规学校。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曹清之、宗宪等都曾在这种官学里攻读过。

　　天德三年(1151年)设立国子监，成了高级贵族官僚子弟的学府。世宗尤重视教育，“中兴以来，敦复文教”，大定六年(1166年)始设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僚的兄弟子弟入学读书。大定十六年(1176年)设府学十七处，招收生徒千人。章宗时，又设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诸路学生猛增到三千人。还翻译经史书籍，规定有二十六种书“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作为必读教材，读经得到推广。

　　另一种为私学。如傅伟文“授徒以自给”，高林教授学生“恒数百人”，王去非“家居教授，束脩有余辄分惠人”，史天倪“乃建家塾，招徕学者”。

　　卫绍王到哀宗时期：儒家文化滑坡，主体思想走向衰落

　　尽管这一时期仍以宣扬孔孟之道为事，继续尊孔读经，但金域仅局限于河南一隅，统治备加残酷，强化吏治，“宣宗南渡，吏习目盛，苛刻成风”术虎高琪辅政时期“恶儒喜吏，上下苛察”，科举一途已成浊流“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侥幸之俗益炽”，许多名士被摈斥，文风大衰。

　　书籍散失严重，儒家文化，深遭厄运，走上滑坡。各种思想又在表演，争夺主体地位的一席之地。一些狂子庸流之徒，显被拔擢。种种迹象表明儒家思想无力挽救金朝内外交困的厄运，走上衰落，为蒙元王朝的九儒十丐论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