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诗歌风格是怎样的？王阳明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什么过程？

　　明代诗人兼有政治家和学者等多重身份者并不罕见，但像王阳明这样行走在思想和政治的场域中，百炼身心，优入圣域，而且经纶参赞，才有所纵，有明一代，一人而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诗歌创作的光华。其实，王阳明在诗坛上也建起大将旗鼓，自成一家气象。下面历史屋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王阳明的创作场域是明代特定的政治风云与文化波澜相激荡的文学空间，它反映了学术、权力、宗教、文化习惯等多重力量的相互纠缠。

　　他的学者地位、官员身份、儒师角色、修道活动、军功政绩和政坛处境，决定了其诗歌本乎性情、精于思理，其丰富的信息含量远非一般诗人诗作可相提并论。

　　阳明学的明觉良知、思维图谱折射的是阳明圣哲特质的一面，而诗为心声，从坦露真性情的角度看，阳明的诗才是阳明其人，从诗中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豪杰气质、仙风道骨及其凡俗的一面。

　　作为其人生和心路历程的第一手实录，阳明诗歌比钱德洪等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更为可靠真实。

　　王阳明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由狂入圣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他在学问上的变化大略相似并基本同步。

　　黄宗羲称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从泛滥于辞章到遍读朱熹之书，循序格物而不得入门，遂长时期出入于佛老，及至龙场才恍然神悟，认识到“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又称阳明“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明儒学案》卷十)，先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后，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

　　阳明诗歌也有三变。每阶段彼此之间并非了不相涉，而是各有所重，各有其性格的表现及风格的呈现。

　　湛若水称王阳明早年有“五溺”，即耽迷于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阳明“五溺”时期的诗作呈现的是狂者的风神气韵。不过，此时的诗作存世不多，特别是有关任侠和骑射的内容在阳明文集中完全不见踪影。

　　任侠和骑射是一体两面的事，是阳明志学之年的喜好。那份英风豪气流露在辞雄气武的《梦谒马伏波庙题辞题诗》中。

　　弘治十二年所作《坠马行》开篇四句写了出使边关的经历：“我昔北关初使归，匹马远随边檄飞。涉危趋险日百里，了无尘土沾人衣。”娴于骑射的形象呼之欲出。诗中“尝闻所在文字，我今健如笔挥戈”两句，是阳明此时驰骛辞章的写照。

　　道教之于王阳明，在诗歌创作中是脱俗境界的呈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通达仙境的阶梯，是外在超越的途径，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也不是逃避是非不明的现实世界的疗伤途径。

　　龙场生死关口的启悟对王阳明的身心有很大的撼动，他经历了一番从物我二元世界契入一如天地的质的翻转。跨过这一照见本心的关口，王阳明的生命破茧而出，在主体精神中重生，从此风光霎时有异，诗中也有了体道的圆满之语、浩然之气。

　　《霁夜》在闲静中体会万物的律动：“静后始知群动妄，闲来还觉道心惊。”这种当体即是的“知”“觉”反映了与良知体验的深刻相遇。其《送蔡希颜三首》其三以月映心：“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后一句内外通透，略似禅宗。孤轮独照，本心如月，物我一如，朗然圆满，写出心学亲证之境。

　　生死一发的孤危，逼显出王阳明的良知说。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较之朱熹的格物致知更自然、更简易，较之注重文字表述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它更倾向于通过体验和直觉洞见事事物物中的天理，属于简捷方便的法门。

　　因此，王阳明说良知的诗多为绝句。《答人问良知二首》《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不厌其烦、反复申说的只是一个意思，即欲求本心，只在良知，其求端用力的要点在于反求诸己心。

　　《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其四借用禅宗语汇澄清良知的理念，用佛家的酒杯来装心学的醇酿：“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良知是无声无臭而慧心独知的，是秘于己心而非喧腾众口的，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独”字落实于一己存在的内心体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