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海战——清军打赢的是情报战

　　澎湖海战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在澎湖海域歼灭明郑军主力，收复澎湖，统一中国领土过程中的一场决定性海岛攻防战役。在郑军布防严密、兵力匹敌的形势下，清军远涉大洋，攻坚获捷，仅用“七日两战”便取得了全歼郑军精锐、攻占澎湖列岛的辉煌战绩，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实属少见。《孙子兵法》云：“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可见情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澎湖海战中清军对情报谋略的掌握与成功实践就是明证。

　　庙算得胜

　　“兵圣”孙子认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庙算，亦即战略情报分析，既要依靠冷静、客观、理性的逻辑分析，预测战争的胜负;又要时刻关注敌情，研究敌情，很好地运用庙算之法，研判敌情，打有把握之仗。

　　自顺治十八年(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后，郑氏集团一直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牢固基地。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公然宣称台湾“远在海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分裂祖国的野心日益膨胀。康熙即位后，消灭郑氏割据势力、统一祖国已经成为重大的历史任务。但是台湾孤悬海外、远离大陆，且台湾海峡风波难测、风大浪高，对于古代以木帆船为战舰的海战时代，收复台湾尤为困难。在康熙三、四年间，清军早已连续二次攻台失利，为避免失利的情况再次发生，注重对战略情报进行分析判断，选择正确的攻台策略与时机尤为重要。

　　后来，受领攻台任务的前线军事指挥官施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首先攻克澎湖，“因剿寓抚”，即以战逼和统一台湾的战略方针。康熙六年，施琅在《边患宜靖疏》中向康熙帝建议：“盖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是役也，当剿抚并用。舟师进发，若据澎岛以扼其吭，大兵压境，贼胆必寒。”施琅敏锐地认识到澎湖是台湾的门户，占据它可以进取退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主张战略上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以取得澎湖为第一步，而不直接进攻台湾本岛。

　　根据以战逼和战略方针，施琅还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第一阶段，攻占澎湖，消灭郑军有生力量，以“扼其吭，则形式可见，声息相通，其利在我。”第二阶段，占领澎湖后，引而不发，做好攻台准备。但同时“仍先遣干员往宣朝廷德意”，力求和平统一。若和谈失败，郑氏集团仍然负隅顽抗，就采取第三步行动，进军台湾本岛。

　　深谙庙算之道的施琅为征台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攻打台湾的步骤和方案已经成熟于胸。但是，当时的康熙帝年纪尚幼，朝廷之中鳌拜独揽朝政，使清廷内部争夺权势的斗争不断激化。与此同时，盘踞在西南和东南地区的“三藩”势力拥兵自重，称霸一方，成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可以说当时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等待攻台时机尤为重要。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郑经病死于台湾，郑氏集团权力之争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实力人物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杀死郑经长子，拥立冯锡范之婿、年仅12岁的郑克塽。郑氏集团的实际权力落入了冯、刘二人手中。

　　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

　　台湾明郑政权内乱的消息，很快由福建总督姚启圣安插在郑氏集团的间谍傅为霖传到清廷。四月，姚启圣接悉傅为霖密报：“陈、冯互相争权，刘拥重兵主外，叔侄相猜，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傅为霖指出：“若将现在舟师直抵澎湖，彼必尽扫境内兵属刘拒守，主幼国虚，内乱必萌，内外必交，无不立溃。”

　　数日后，姚启圣又直接听取从台湾逃至福建的郑氏总制坐营中军廖康方的禀报：“贼势内乱，机实可乘，速恳发兵救民水火。”姚启圣得到情报后大喜过望，立刻具疏飞报朝廷，他在《姚启圣题为报明郑经病故克臧被杀等事本》中建议：“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庶几再借国威廓清外岛，亦可永奠闽方于衽席之安矣。”

　　后来担任攻台澎重任的施琅也在此时从战争的道义、综合实力等各要素提出自己的战略分析，认为清廷与台湾郑氏集团犹如两人对弈，未战已经胜了三招：“我朝廷新平三藩之福气，一也;吾以天下之财赋，彼以区区一隅，二也;以我之众，百倍于彼，三也。”

　　综上，康熙在综合各方面来源的情报基础之上，在战略上认真分析敌我双方态势、权衡利弊之后，认为武力收复台湾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遂下旨敕谕：“郑锦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做出了进军台湾的历史性决策。

　　天时地利

　　在古代交通设施、通信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军事行动受“天”“地”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远涉重洋、渡海登岛作战，风向、潮汐、地形等因素更是明君贤将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身负征台重责的施琅，自小生长在海疆，且有率兵攻台的实践经验，因此深知海上风候潮汐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澎湖之战，是在他获得澎湖海域地理、气象情报的基础上，认真研判，从而选择出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知天时，夏季进军乘南风。台湾海峡是典型的季风区，气候的特点是风大、浪高，冬季东北季风盛行，夏季西南季风盛行。另外，台湾在气候上处于亚洲地区大陆气团与海洋气团进退消长的接触地带，夏季多台风，对全岛气候影响甚大。对于当时以海风为主要动力的清军来说，根据海峡季风气候规律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对于攻台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受任出京，刚抵闽视事，就效当年曹操之态，倒屣相迎新投诚过来的陈昂。陈昂，世居福建同安高浦，常年来往于东西洋上经商，所以尽识各地风潮、风俗、地形险易之势，对台湾的情形更是了如指掌。显然，陈昂提供的台湾海峡的气象情报对施琅选取进攻澎湖时机的决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进军澎湖的时机，施琅与陈昂及其他将领不断商讨，反复论证趁冬季或夏季季风的利弊。同时，还密遣间谍入台，搜集情报，了解台湾、澎湖的水文地形和风讯潮汐，在综合各方情报和对海峡季风规律掌握的基础之上，施琅做出利用夏季南风进军的决定。

　　施琅认为，冬季风刚硬强劲，不利于船只航行停泊。澎湖之战，若不能一战而胜，极易被海风吹散，加上敌军炮火打击，很难再次集结。其次，夏季风则比较柔和，海上风轻浪静，有利于清军船队编队航行，又能避免官兵晕船，保持战斗力。另外，台湾海峡夏季台风多发，刘国轩必然认定清军不会在此时进军，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此时发起攻击，可使敌猝不及防。

　　晓地利，铜山出发出其不意。在得知施琅准备进军澎湖的消息后，刘国轩亲自到澎湖部署防御。他把郑军的指挥部设在澎湖湾内的娘妈宫(今澎湖马公镇)，建炮城守卫。在港口两侧的西屿、内外堑、牛心湾和鸡笼屿、凤柜尾、四角山以及港口外的虎井屿、桶盘屿等处设立炮台，又在沿海便于登陆的地段修筑了短墙，并设兵把守。

　　从地图上看，郑军水师与岸上炮台相互配合，在澎湖已经构成了以娘妈宫为核心的海岛防御体系，工事星罗棋布，坚如铁桶，清军舟船甚至难以靠岸。据陈昂提供的情报探知，距离澎湖诸岛80华里的花屿、猫屿、八罩屿，因为这些岛屿周围“有老古石，嵯岈若铁树，刚利无比，凡泊舟下扎，遇风立刻而覆”，遂使刘国轩放松了对这些岛屿疏于防范。

　　根据风向和已知的敌方防御情况后，施琅决定船队从铜山出发，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海峡，首先夺取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屿一带，来获得船队的抛锚地和进攻出发地，并占据上风上流的位置，伺机向澎湖发起攻击。当得知清军泊于八罩屿的消息后，刘国轩大喜过望，判定清军船只必定受珊瑚礁的不利影响，船覆人亡。孰不知，早在大军开拔之前，施琅就已经“深知地利，准赴潮汐”，算准大潮水位高，南风时节海浪平静才敢下泊的。事实证明，船队“舟夜进泊，潮长礁没，随流出战，不虞戳漏”。

　　熟审敌情

　　将帅要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艺术境界，首先要依赖于对交战双方情况的准确分析和判断，即所谓“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澎湖海战作为征台战略中关键的一场战役，在郑军布防严密、兵力匹敌的形势下，清军能取得胜利，与主将施琅对情报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施琅充分运用在郑氏的旧日关系刺探情报。施琅曾经有在郑成功手下任职的经历，遂利用在郑军中的旧关系，开展有效的情报搜集工作。赴任水师提督之初，他就派人与在澎湖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获悉了大量台本岛及澎湖地区郑部军政情报。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施琅上疏称：“盖贼中情形，臣有屡得旧时部曲密寄通报，称台湾人心惶惑无定，兼以刘国轩恃威妄杀，稍有隙缝，全家屠戮，人人思危，芒刺在背。”当接到密报得知大权在握的刘国轩作威作福，造成郑氏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民心浮动的不利形势后，施琅上奏康熙“此端便是可破可剿之机”。

　　其次，施琅充分利用郑部来降人员，从中获取情报。在积极军事打击明郑政权的同时，清廷还实施诱降之策，招抚郑军官兵，以瓦解郑氏集团的统治基础。施琅充分运用来降人员，从中获取大量明郑方面军事部署情报。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澎湖守军林斗、柳胜来降，从中得知：“澎湖新旧熕船、鸟船、赶缯、双帆艍各船共有百一二十只;刘国轩、林升、江钦等共贼众六千余，内有家眷旧贼约二千名，其余惧系无眷口新附之众;私相偶语，提督不嗜杀人，只等大军到便瓦解归顺。”从二人口中掌握了郑部澎湖守军的性格、抵抗意志、士卒数量等大量情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澎湖守将刘秉忠来降，得知“贼中人人思危，多有叛离之心。”此后又有李瑞、郑才、许福等陆续前来投诚，特别是许福前来投诚时，还带来了潜伏在台湾间谍的密信，从而得知台岛内米贵“每担价银五六两”“七社土番倡反”，得知岛内目前形势险象环生、濒临崩溃。施琅综合各方情报后认为“贼中形势，危在旦夕。”所以当刘国轩派遣黄学、林珩等人再谈和谈事宜时，遭施琅断然拒绝。

　　再次，派遣小分队到澎湖附近海域实施战术侦察，以获取战场情报。为了在澎湖海战中能够做到“知己知彼”，施琅充分发挥战场侦察的作用，以时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施琅派遣随征总兵董义、郑军降清总兵曾成等人驾驶快船二十三只驶往澎湖侦察郑军防守情形。初五下午，到达澎湖猫屿，晚上船停泊于花屿前。初六黎明，由虎并驶过狮屿头，侦得郑军战船尽停泊于澎湖主岛娘妈澳中，陆师分守在附近主要岛屿，进入娘妈澳的航道周围岛屿均筑有炮台，可封锁航线。此行，得到明郑守澎湖战船主力停泊地点、兵力部署、防御设施等重要情报，为接下来攻打澎岛确定主攻目标、避开敌方火力重点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撑。

　　离间招抚

　　在战争期间，利用敌方间隙大胆而缜密地开展离间、策反和破坏等间谍谋略活动，可以有效地削弱敌方的战争实力及战争意志，甚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澎湖海战前后，福建总督姚启圣抓住对郑军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策反活动，以瓦解郑氏集团的统治基础，有力地支持了澎湖海域的军事行动。

　　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年，姚启圣上奏向康熙帝建议，在抓紧练兵备战的同时，一方面“遣能员开示祸福，多方招抚”，另一方面派遣间谍，赶赴台湾，侦探消息，以离间、瓦解郑氏集团。在招抚策略确定后，姚启圣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以离间分化，招降郑氏集团。

　　一方面，为瓦解削弱郑氏集团提供制度保障。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初二，姚启圣赴任福建总督伊始，即发布“劝谕投诚”文告，申明“闽民皆吾赤子，从逆原非得已”，从而消除了投诚人的顾虑，给欲投诚将士吃上了一颗定心丸。七月初一，姚启圣在总结以往招抚经验的基础上，还制定了《招抚条例十款》，里面明确规定了不同投诚人员类别的不同待遇。从中可以看出，姚启圣对于前来投诚的郑氏官兵，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使他们能够安心前来投诚，这使郑氏集团内部的官兵“纵有万余，内多思叛”。

　　另一方面，建立专门的招降机构，进一步扩大招抚战果。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姚启圣于漳州设“修来馆”，派遣郑军降将黄性震主持，以高官厚禄相许，招降郑军部属，“凡文官降者，以原衔题请;武官降者，题请换札。兵民各予赏银50至20两不等，愿入伍者给饷，愿归农者回籍安插。”修来馆的工作不仅局限在以名利相许，招降郑氏部属，还利用郑方间谍，用反间计除掉郑氏集团中难以招抚的大将。例如，“视岛中良将，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干谋略者，和大书其官爵、姓名，标之公馆，饬备供应;侦者以为实然，辄阴报海上，疑而杀之。由是贼人自相疑贰，来归者日益众。”这一措施一方面使郑军内部互相猜疑，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令郑氏集团将领为之心寒，无奈选择投诚之路的效果。

　　在姚启圣招抚政策的号召之下，取得的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郑氏集团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军投诚者达50000多人。仅在康熙十九年初，郑军五镇大将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各带所部官兵投诚，共文武官员374名，兵士12124名。此后前后投诚的郑军官兵络绎不绝，据统计，澎湖海战前数年间有10万以上的郑军先后降清，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军事行动。

　　反间保密

　　孙子曾指出：“事莫密于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在澎湖海战前后，施琅在注重对郑氏集团情报搜集的同时，深深懂得防间保密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己方情报安全。

　　施琅在组织情报活动时，对于保密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如他在《海逆日蹙疏》中向康熙汇报军情时候，提到“缘系密陈海逆可破之机，其中所有来禀;关系机密，只略陈其概。”向康熙帝说明因为事关军事机密，只得汇报个大概，且他在郑氏集团安插的间谍姓名等信息，一律隐去不谈，以保护自己经营的间谍力量免遭破坏。他还奏请康熙帝“伏乞皇上睿鉴全览，留中勿发”，以防止因朝臣议论而泄密。

　　郑氏集团虽然孤悬台岛，负隅顽抗，但是却大肆宣扬清廷为外族入侵，借助民族号召力，培养了大量耳目活跃在福建沿海，为其搜集情报。针对郑氏集团的情报活动，施琅将计就计，释放假情报以反间郑氏集团。据史料《密陈专征疏》记载，施琅佯装在三月份攻击台湾，料定潜伏在大陆的间谍会将这一情况汇报给郑军，以此给对手极大错觉。等郑军在三月份严阵以待抗击清军时，却发现所谓的进攻纯粹子虚乌有之后，必然会放松防御。另外，施琅之所以选择在炎热、台风多发的六月出兵，也是力图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使对手的情报力量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据于彦周先生的《间谍与战争》一书中记载，为保护作战机密，施琅在出发之前都没向部下布置作战任务。直至船队行进半途中，他才召集部将宣布作战计划和分配作战任务。

　　澎湖海战可以说是清郑双方带有决战性质的一次作战。郑军在澎湖海战的失利，极大地动摇了郑氏军心，使其多年来所依恃的波涛之险的优势瞬间荡然无存，此时的台湾远悬海外，进退无据、战守两难，为统一台湾本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曾指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回顾这一300多年前的海战，我们依稀还能窥见古人“计之熟，料之明，知己知彼，算定而后战”的高超情报艺术，值得我们今后在作战实践中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