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非常有才，为何却没做出什么功绩呢？

　　历史上的东方朔非常有才，但他的官职并不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往下看。

　　但如果换个角度：他能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认清自己、找准定位，在凶险的封建政治官场中游刃有余、活得洒脱，倒也挺让人佩服。并且，他的一些荒诞行为，背后也许隐藏着无奈的动机。

　　在《史记》中，东方朔被归为《滑稽列传》。“滑(gu第三声)稽(ji)”跟如今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滑指的是“乱”，稽则为“同”，连起来就是能够搅乱异同，指的是那些思维敏捷、伶牙俐齿的人，能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度的能言善辩。

　　这看起来有点像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等纵横家，不过在大一统王朝时期，尤其是汉武帝这样的霸气君主在位时，这些“滑稽”对政治的影响极为有限;因此，东方朔的主要价值就变成了活跃气氛，很大程度上来说，他有点像如今的相声演员，主要任务是陪人解闷、逗其开心。

　　不过，因为东方朔服务的对象是汉武帝，仅仅依靠贫嘴是远远不够的，他的文化底蕴、语言艺术、思想内涵也比如今的演员强得多。实际上，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又非主流的儒生。

　　东方朔生于儒家文化氛围浓郁的齐地，他自小就熟读了海量古籍，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尤其喜好儒家经典，文化造诣是相当的高。

　　汉武帝即位后，打定主意要开创一番宏伟事业，于是公开向天下征召贤良方正之士，无数士子迎来了一展所长、出人头地的机会，东方朔闻讯也赶到了长安。

　　也许是希望在茫茫众生中引起皇帝的重视，东方朔向汉武帝递交的文章中，声称自己精通文武、外形帅气、才华比得过古代的名臣，可谓极尽吹嘘之能事。由于篇幅过长，整整用了3000个木简，靠着两个壮汉才抬进了皇宫。这么大篇幅的奏章，让人一口气读完是不可能的;据说，汉武帝断断续续、共用了两个多月，才彻底读完东方朔的大作。

　　那么，东方朔就因此像董仲舒那样获得重用了吗?并没有，汉武帝并不吃这套，他只是觉得这人很有意思，于是让东方朔在公车府待着候命而已，连自己的面都见不着。

　　东方朔不甘心，于是他通过连哄带骗、吓唬几个看管御马的侏儒，终于得到了面见汉武帝的机会，得以一展自己的机智、聪明与能言善辩，由此被任命为“待诏金马门”，距离皇帝又近了一些。

　　接下来的东方朔，仍旧没能在政治上获得多少机会，反而依靠善于猜谜、应变能力强等特点，逐渐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被任命为郎官，类似于皇帝身前的侍卫、服务人员(史书中有东方朔持戟守卫宫殿的记载)。

　　纵观东方朔的职场生涯，他大多以插科打诨的形象活跃在汉武帝身边，成了对方在繁重政务之余的开心果，史书称“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即汉武帝经常把他叫来聊天，没有一次不是龙颜大悦、喜笑颜开的。

　　然而，东方朔并不单单是个弄臣，他屡屡寻找合适的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向汉武帝进献有关国事的建议。

　　比如他曾抓住时机，罗列“三大死罪”，成功劝说汉武帝冷落佞臣董偃;

　　他曾经旁证博弈，结合易经的主张、汉文帝在位时的事例，劝说汉武帝崇尚简朴，以扭转日渐奢靡的民风;

　　他还进献《泰阶六符经》，劝说汉武帝吸取前代的教训，减少大兴土木之举，不要把事关国计民生的终南山一带划为狩猎场。

　　但即使如此，东方朔从头至尾只是个侍从官而已。他的诙谐搞笑，让自己成了汉武帝的亲信;但也由此让自己难以再进一步。

　　这源于西汉皇帝的一个共性：对于宠臣，他们往往只给钱、令其富;但却不给权、不让其贵。这样既能满足自己的喜好，又能避免宠臣乱政，相对于后世屡屡上演的“小人得志”的现象，西汉帝王的这一做派无疑是个优点。

　　因此，东方朔的人设几乎被汉武帝固化了下来。他曾经试图借着自己备受宠信之机请求被重用，并且刻意写下了一篇万言书，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既包含了商鞅、韩非子的主张，又以诙谐的方式加以表达，但这仍未能改变汉武帝的心意。

　　有感于官场不得志，东方朔写下了《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以明己志，这两篇文章将他的风格、学识彰显得淋漓尽致，备受人们赞誉。此外还留下了《封泰山》、《责和氏璧》等大量文章，才华体现无疑。

　　东方朔在官场未能更进一步，也许跟他独一无二的行事风格有关。

　　他为人不拘小节，曾因醉酒跑到皇宫大殿里小便，差点因大不敬罪被杀，在汉武帝的关照下才免去了死罪，后来才因表现官复原职;

　　他纵情酒色，每次被汉武帝赐宴，他都把剩下的酒肉揣在怀里带走，压根不管衣服是否脏污;他酷爱喝酒，经常喝醉后趴在地上纵声高歌、毫无形象可言;汉武帝赏赐的钱财，他全拿来迎娶年轻漂亮的女子，保持着每年换个新媳妇的节奏。

　　因此，宫内其他人大都视东方朔为“疯子”;汉武帝则看得更透：“假如东方朔没有这些荒唐行为，你们哪能比得上他呢?”

　　不过，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东方朔看似荒诞的言行，也许正是他独特的官场生存方式。

　　在封建帝制下，帝王的意志拥有决定性的威力，也许只是一个念头，就能直接决定他人的生死、影响政权的命运;但在同时，君主并不是绝对理性的个体，他们也是人，有好恶、弱点、脾性。

　　因此，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任何臣子与君主相处，如果不揣摩其心思、以其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提意见，极有可能会为自己招来大麻烦，甚至是杀身之祸。

　　而东方朔这类“滑稽”，最擅长的正是察言观色、洞悉人心，以君主最喜爱的方式与其相处。他巧言善辩、伶牙俐齿，尤其善于正话反说、侧面迂回，极具说服力;同时，由于官位低下，反而让他具备了其他高官不具备的优势：位卑权轻，让君主不会对自己心存戒备、处处提防，客观上提高了自己的说服力。

　　后来在临死前，说了半辈子动听话的东方朔一改常态、诚恳地劝说汉武帝“远巧佞，退谗言”，也就是后来诸葛亮出师表中所提的“亲贤臣，远小人”;而实际上，东方朔本人正是像极了“巧佞”。

　　因此，汉武帝当时大为惊奇，并对其他人说：“如今再看东方朔，难道他仅仅是善于言谈吗?”也许，他终于察觉自己看错了东方朔。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史书中用这句话来评论东方朔，也许揭示了这位官场老油条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