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学说是什么？汉儒为什么要提倡谶纬学说？

　　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到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这也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正统和主流思想。但是汉代儒客受邹衍阴阳五行学说影响，推崇“谶纬”之说，信奉阴阳灾异和符命预兆。“谶纬”指的是什么呢?今天历史屋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许多人认为，“谶纬”学说稳定和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同时能够起到约束君主权利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或许对巩固政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五德终始”“天命历数”等学说并没有真正起到制约皇权的作用，只是给人们增加了一个谋权夺利的手段。

　　一、从刘歆改名说起

　　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有人改了个名字，但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引发了后人的无数评议。

　　改名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经学家刘歆，在这一年，他改名为刘秀。对于这次改名，东汉学者应劭狠狠地嘲讽了他一通，颜师古注《汉书》，记载了这么一个注：应劭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

　　应劭说刘歆妄想通过改名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改名字是为了做皇帝。这几乎成了历史共识，许多人常常以此来讥讽刘歆。

　　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建平”是汉哀帝刘欣的第一个年号，“欣”“歆”同音，刘歆可能因为避讳而改名刘秀。而且，所谓“河图赤伏符”里的那句预言是在刘歆改名之后才开始流行的。

　　刘歆究竟是为什么改名的，姑且不论，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谶纬”之说在汉代的流行。

　　这还可以用另一件事作为佐证：《后汉书》记载：“王莽末，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宴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耶?’”

　　二、“谶纬”学说是什么

　　《说文解字》解释：“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东汉张衡说：“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就是可以验证的预言，所以谶书大多托名于天命、神意。最古的谶书是《河图》、《洛书》。

　　纵线为经，横线为纬。那么，纬书也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即由儒家七经引申而来。比如有《易经》《诗经》，就也了《易纬》、《诗纬》。纬书的出现比谶书晚，多托名孔子，对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等现象做出解释。

　　后来谶、纬逐渐合流，统称谶纬。

　　谶纬学说大致是以秦汉之前的神秘知识、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到了汉代才被广泛地运用在政治、社会上，形成一套完整的思维模式，并影响了整个汉朝的思想风潮。

　　上古时期的巫师或方士热衷制作一些隐语或预言，也就是谶言，从战国时流行到秦末汉初。比如《史记·秦本纪》所载的“亡秦者，胡也”，《陈涉世家》的“篝火狐鸣”、“鱼腹帛书”，都是此类。西汉中期之后，方士们大量采集、制造谶言，结集成书。而今文经学依据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来解释社会政治，预占色彩也日趋浓厚。于是在哀、平之际，谶言和今文经学中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神学合流，并吸收社会上的占卜、符命、五德终始等说法，形成了完整的谶纬神学。

　　谶纬学说体现了汉代儒学的神化倾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首先是人物的神化，孔子、周公、尧、舜等等，所有儒家先哲或是古史传说中的圣王，在谶纬中全部成了神仙，或者有了死后登仙的传说;其次是儒家思想来源的神化，比如孔子所倡导的“礼”，本是人类社会共同制定的社会规则，但到了谶纬学说中，却成了天帝所制作以管理人间的神圣准则。

　　谶纬学说和传统经学相比，重视对现实的批判，重视灾异预兆的警示作用，甚至通过对未来预言的鼓动，反过来使预言得以实现，所以常有“谶谣”“梦兆”“星象”等附会。

　　三、汉儒提倡“谶纬”的目的

　　首先是为了稳固统治，为了替汉帝国政权的合法性寻求根源。

　　其实，“神化”行为从汉高祖刘邦就开始了，所谓的“母梦与神遇”“醉酒斩白蛇”都是如此。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君主权利赋予了神的意义。

　　董仲舒用神学来解释经义，核心思想是符命和灾异。

　　符命说论证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合理性，是为了稳固政权服务的，成就出为帝王服务的“君权神授”观念，利用人们对天神的敬畏来强化君主的权威。就像皇帝的诏书上，我们听得最多的“奉天承运”四个字，意思是皇帝做出的决定并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在遵循上天的旨意，这就让人们对君权产生了信服。

　　汉儒用“谶纬”把“汉家”神化，把皇室纳入一个神化的体系中，进一步把整个社会也纳入了神化体系，倡导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让人们对汉王朝有了归属感，觉得自己也是主人。

　　但天之子是皇帝，天的旨意会让皇帝执行，所以“天人合一”只不过是强化君权的手段而已，但在当时的确是能抓住人心的高明之策，也确实起到了稳定和巩固汉王朝统治的作用。

　　其次，汉儒提出“谶纬”，为了适当限制君权，企图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各种矛盾。

　　在汉朝之前，秦王朝的主流政治思想是法家思想，主张君主无限度的独裁，所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使得君权没有制衡，施政的缺漏无法弥补或改正，于是秦二世而亡。

　　有鉴于此，汉儒积极地寻找制衡君权的力量，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天”和“神”，这也就是公羊学派和董仲舒等人建立“天人相应”制度的基本理念。

　　这一方面就要靠灾异论了。灾异论是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把“天命”和“人事”相结合起来的一套思想学说体系。统治者如果能够顺应天命，那么天地将一片祥和，风调雨顺，百姓年年都有好收成;统治者如果违背了天命，那么上天将降下灾异，大旱、水涝、山崩、地震、天象异变等等，以昭示“天命”与“人事”相矛盾。

　　汉儒认为，这样皇帝做事不会像秦王朝那样为所欲为了，因为皇帝的行为受到了上天的监控，要是皇帝做了有损国家的事，上天就会降灾惩罚，这就使得皇帝必须选贤任能，为天下人谋福利。

　　但事实证明，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灾异天变对帝王的震慑作用并不明显，他们限制君权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因为“上天降罪”之类惩罚毕竟很遥远，而奢侈享乐和无限的威权就在手边。

　　四、“谶纬学说”并未能真正制约皇权

　　一些观点认为，汉代“谶纬学说”约束了君主的权利，使得汉历代君王大多是贤君，这也是汉朝的统治能够长达四百多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汉朝贤君多(尤其是西汉)，主要是靠皇帝的个人修养等原因，“谶纬”的约束作用极小。

　　高祖、文帝、景帝之时，谶纬尚不是非常流行，他们的贤明与谶纬无关。汉武帝虽然对阴阳方术颇为崇信，但他对谶纬更多是利用，自身所受的影响极小。这可以从下面这件事情上看出来。

　　董仲舒讲灾异，一是在《天人三策》里面，只谈理论，没有和现实联系起来。另一个就是《灾异之记》，这是他讲当时灾异的著作，他写完以后藏在家里，不敢上奏给皇帝。说明他对自己的学说，对皇帝，都没有十足的信心。但是，书稿被主父偃偷偷看见了，主父偃就向皇帝告发，汉武帝认为书中的一些内容是妄议政治，大逆不道，因而董仲舒被判死刑(幸亏后来得到了赦免)。可见，灾异论并不能影响到汉武帝。

　　从元帝之后，社会矛盾便日益凸显，民众暴动也愈见频繁，朝廷腐败，无力应对社会危机。因而谶纬之学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便逐渐流行开来，皇帝也似乎接受并认可了这一观念。

　　但这往往流于表面，通常是灾异现象出现后，皇帝下诏罪己，然后大臣、儒生提出批评意见。其实这种君臣互动，往往只是一种表演，只是一种仪式，并不会产生实际效果。

　　汉儒在“谶纬学说”的设定下，只有天意能制约皇帝的行为，但天意在人间的执行者却还是皇帝。靠自己来制约自己是根本不现实的。“谶纬学说”没有设计出任何现实的制度或者权力，来代表天意约束皇帝、制衡皇权。

　　就像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说灾异是基于普遍信仰的一种深刻的传统，曾被寄托很高的期望，也产生过声势浩大的影响，但它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

　　五、“谶纬学说”成为了谋权夺利的一个手段

　　和儒家的预期相反，鬼神之说不但无法制衡君权，反而让君主和野心人士通过谶纬给自身不合理的作为寻找一个合法的理由。所以。谶纬灾异之说常常被权力所左右，只能作为借口或者助力，推动一些已经酝酿成熟的政治变化。

　　比如，西汉后期的刘向是宗室高官，又是大儒，擅长灾异之说。有一次，他上书说皇帝宠幸外戚宦官造成了当时的灾异，但外戚和宦官也利用灾异作武器，说灾异是皇帝身边的士大夫造成的，最终刘向被问罪免官。

　　决定胜负的其实是权势，因为怀有不同目的的人都可以利用这个学说。

　　而且，每到社会动荡，政局紊乱的时候，谶纬之学就成为了各种政治权势相互斗争的有利武器。

　　利用谶纬达成政治目的，最突出的两个例子就是王莽和刘秀。

　　依照谶纬之学的“五德终始说”“天命说”，当自然灾害不断降临时，人们就会猜测，是不是上天已经不满意汉帝这个儿子，是不是汉朝的“天命”“历数”已经到头了，是不是就要改朝换代了。

　　西汉哀、平二帝时候，王莽摄政。他为了寻求取代汉朝的合法性，一方面用灾异思想大肆宣传“汉历中衰”，并正式确立和强化了“汉为火德”、“汉家尧后”的说法，为“新室舜后”、“舜新土德”做铺垫 ，“火德销尽”，于是“土德当代” ;另一方面，他用大量的祥瑞符命来证明自己受到上天的垂爱。《汉书·王莽传》记载，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然后进位为安汉公。其后直到“受禅”称帝，那些数不清的可以证明他“受命为真”的符命谶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光武帝刘秀在争天下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谶纬之说。他最初起兵，就是接受了宛人李通的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后来在和蜀地太守公孙述争夺天下时，曾经形成拥刘和拥公孙两派不同的谶纬图书。最终取得天下，他认为自己受命于“赤伏符”，也就是前文提过的那几句话：“刘秀发兵捕不道，四方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的明、章两朝继续提倡谶纬，于是谶纬逐渐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学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

　　小结

　　两汉时期，谶纬之学盛极一时，尤其是哀、平二帝之后，谶纬的流行简直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年号依据谶纬，朝政制度依据谶纬，甚至，有人的名字出现在谶纬里，居然就当了大官(王莽时这样的例子很多，其实都是自己假造的谶纬)。

　　谶纬学说对两汉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迎合了朝廷“君权神授”合法性的舆论需要。但是，汉儒希望借此来制衡皇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谶纬学说反而被君主或野心家所利用，成为他们了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