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内战有中国人参与吗？他们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海外华人屡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种族歧视，华工受辱的记录更是不绝于史。然而，在90多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中，中国劳工不但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还在随后的苏俄内战中，组成一支支“中国军团”。他们跃马扬鞭，挥戈杀敌，立下赫赫战功，受到苏俄政府和列宁的嘉奖。

　　组建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出一支数量不少的部队到俄奥边界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参与战地服务。这些人后来很多参加了十月革命，并加入了苏俄红军。据民国北洋政府的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大约有3万华工参加了红军。另据《申报》估计：“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5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

　　华工赴俄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一战时，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在中国北方大肆招工。这些人到达俄国之后，不是被送到原始森林的伐木场、西伯利亚的矿山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就是被送到西部一战前线，挖战壕或从事战地运输，惨死在战场。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旅俄华工受革命鼓舞，拿起武器，加入到十月革命中。在随后的苏俄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又有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入工人赤卫队和红军。

　　苏俄成立后，俄国发生内战，交通受阻。中国在俄的参战部队和劳工无法撤回国内，处境艰难。经北洋政府反复交涉，苏俄同意滞留在俄国各地的中国参战人员分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

　　几支“中国军团”

　　张福荣“中国军团”

　　1918年7月底，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参战人员中的一支约2000人，在张福荣(音译)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南乌拉尔地区的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苏俄红军同白卫军高尔察克的部下杜托夫部及捷克军团正在特罗伊茨克激战。因铁路被破坏，列车无法继续前行。中国军人和劳工准备步行穿越哈萨克斯坦草原返回中国新疆。

　　面对这群不速之客，苏俄红军和白军都想利用中国人为自己作战。白军命令他们进攻红军，否则予以消灭;红军指挥员瓦·康·布柳赫尔派出党代表尼·卡希林，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到中国人中进行宣传，希望他们站到革命者一边。中国军队被苏俄红军说服了，在张福荣的带领下加入到红军队伍中。虽有中国军队加入，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苏俄红军还是顶不住对方的攻势，准备朝西北方向突围，与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的红军主力会合。这一地区河汊纵横，8月5日拂晓，突围开始，白军攻势凶猛，布柳赫尔和张福荣指挥红军(其中有1800多名中国人)与杜托夫部血战了四天四夜，仍未突围。

　　8月19日夜间，白军渡过托博尔河向红军所在的伊尔内克希村进攻，企图攻占该战略要点，将正在强渡济利姆河的红军后续部队拦腰斩断，各个击破。生死存亡关头，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带领两个连的中国军人向敌人施行反冲击。他们端着刺刀，每人还背着一把马刀，迅速跃进到离敌二三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发起冲锋。这支中国部队在国内属北洋军精锐之师，士兵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训练有素，出国前又经过挑选，战斗力强，尤其擅长肉搏格斗。中国军人把白军打得溃不成军，将他们赶过了托博尔河，掩护苏俄红军成功渡过济利姆河。

　　这支包括苏俄红军和中国军队在内的8000多人的队伍克服重重困难，长途奔袭1600公里，于9月12日在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与红军乌拉尔第五师会合。9月14日，布柳赫尔把这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军电告列宁，特别赞扬了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9月3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听取了南乌拉尔中俄混合部队英雄事迹的专题报告。由于张福荣领导的中国军人战绩突出，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其进行了嘉奖，并决定将俄罗斯乌拉尔—伏尔加地区加入红军的各支中国国际志愿队合编组成“中国军团”，任命张福荣为军团长，归布柳赫尔指挥。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了成立“中国军团”的命令，托洛茨基(时任红军总司令)于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尔，把书写着“中国军团”的军旗授予张福荣。

　　任辅臣“中国军团”(“红鹰团”)

　　苏俄内战爆发不久，1917年11月25日，在俄罗斯伏尔加上游卡玛矿区，任辅臣组织了一支由华工组成的武装，支持苏俄政权。这支武装引起了列宁关注。他签署命令，将该部队编为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第二百二十五团，任命任辅臣为团长。

　　任辅臣(1884-1918)，辽宁省铁岭县镇河夹心村人，在东北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受组织委派，以外交署员的身份，带领2000名华工来到俄国。

　　1918年春天，伏尔加河畔硝烟弥漫，驻守在伏尔加河上游西岸的红军第二师师长别列乌尔如坐针毡。面对装备精良的白卫军，红军虽奋勇拼杀，但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别列乌尔拨通了向红军总部的求救电话，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得知前线告急，派出任辅臣团支援别列乌尔。

　　在卡玛矿区，中国矿工以勤劳聪明、肯于吃苦著称，与当地各阶层有着非常融洽的友好交往，能够广泛活动。任辅臣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派出侦察员打入白卫军内部，借运送油料、给养的机会对白军的渡船和坦克等进行破坏。几天之间，被侦察员暗中破坏的装备就达到三分之一以上。5月29日拂晓，白军的大炮对准了红军阵地，运兵船也准备起锚。岂料准备上膛的许多火炮早被任团的侦察员做了手脚，不少渡船的锅炉压力表也被破坏，无法点火启航。

　　正当白军乱成一团时，任辅臣下达了开炮命令，白军不但无还手之力，甚至连躲避和逃跑的时间都没有了。伏尔加河保卫战大捷。红军总部收到了别列乌尔为任辅臣请功的电报。列宁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左手习惯地插在马夹的腰部，高举的右手有力地挥动那封请功电报，转着圈子，发出激昂而短促的慨叹：“任辅臣!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

　　根据列宁的指示，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授予任辅臣的中国军团为“红鹰团”。捷尔任斯基赶赴古士崴城主持颁授军旗仪式，这位目光犀利的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与任辅臣紧紧拥抱，反复念叨：“格力范、格力范!”(俄语：真正的朋友)。他还激动地说：“……中国团曾两次夺取彼尔姆城，血战阿拉塔伊，后又多次将白军击溃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带。光你们缴获的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后，捷尔任斯基返回彼得堡，见到列宁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红鹰团那样的战士。”列宁扫视了一下他那期待的神情，立即拿起笔来，签发了从“红鹰团”中抽调一百名中国战士，充实到苏维埃保卫部门工作的命令。

　　伏尔加保卫战的胜利使得任辅臣和红鹰团威名远扬。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撰文说：“任辅臣的红鹰团是捍卫苏维埃斗争中最机智最顽强的部队。红鹰团之所以百战百胜，在于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而任辅臣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已成为伏尔加地区的传奇英雄。他的名字在闪光。”

　　1918年12月初，打赢了伏尔加保卫战的任辅臣又率部支援维尔亚车站阻击战。这是一场保卫红军后勤通道的硬仗，也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恶仗。白卫军以两个师和一个哥萨克骑兵团的兵力向车站发起猛攻。进攻的哥萨克是全俄九支哥萨克军中最剽悍的一支，他们喜欢血酒和套马索(用来将俘虏在马后拖死)，从牙缝里吐字，鞭子涂着柏油，手臂上青筋暴露，传统的“沙什卡”直刃马刀举在半空。战斗持续了7天7夜，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任辅臣坚守一线，并指挥两个苏俄团队突围，撤至敌军火力稍弱的车站西段保存实力，等待与增援部队会合。而红鹰团则坚守阵地最前沿与白军对峙。

　　12月7日，等待增援的战士们在宿营时，遭遇大股白军的围袭。白军猛烈轰炸红鹰团营地，任辅臣指挥部队与企图攻占车站的白军进行肉搏，击退了白军一次次的冲锋。第二天清晨，红军援兵到达维尔亚时，发现任辅臣和他的上千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彼得堡红军总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扼腕长叹。一向处变不惊的捷尔任斯基拿着电话话筒，呆呆地伫立在写字台前。没有人敢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正在住院养伤的列宁。任辅臣牺牲后，苏维埃政府派专车将其夫人张含光及3个孩子接到莫斯科。

　　1920年，列宁接到任夫人申请回国的报告，派人将他们接到克里姆林宫。当任夫人和孩子走进办公室时，列宁从办公桌后走过来，一边亲切地同他们握手，一边说：“您是任辅臣同志的夫人吧，当我得知你们来到莫斯科后，就想和你们见面，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和你们见面，我很高兴。”谈到任夫人及孩子要回国时，列宁说：“我建议您留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将尽力照顾你们，回国去也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任夫人仍然希望回国，列宁安慰道：“等东部战争平息后，再安排你们回中国去。”1921年，苏维埃政权在弗拉季取得了胜利，苏俄政府派专车和卫兵护送任夫人和3个孩子回到中国。

　　1989年11月，前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红旗勋章(苏联最高战斗勋章)，勋章由苏联驻华大使交给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

　　包清山“中国营”

　　在北高加索，包清山的“中国营”同样战功卓著。

　　1918年春天，以包清山为首的100多名中国劳工，在北高加索的弗拉季高加索成立了中国支队，它是当时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国内战争时期享有盛名，被人们传诵为是“列宁从莫斯科派来(高加索)的中国赤卫师”。当这支中国部队在北高加索重镇弗拉季高加索成立时，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基洛夫亲临这支部队表示热烈祝贺，亲授红旗;并将一支毛瑟枪赠送给中国独立营营长包清山。这支队伍刚一成立，立即加入到保卫弗拉季高加索的战斗中。

　　1918年8月1日，担任守城主力的苏俄红军在坚守数月后，由于寡不敌众，被白卫军突破防线，攻入城内。经过4天的激烈巷战后，大部分市区陷入敌手，红军被迫准备撤离。形势万分危急，中国支队忽然从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广场的一栋高楼里，升起了一面红旗。紧接着，中国支队向白军猛烈射击，白卫军随即向中国军队轮番发起了猛烈进攻。

　　包清山指挥中国战士依托掩体，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挫败白军进攻，始终把这一重要的制高点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战斗坚持到第6天，援军赶到，赶走了白军，重新夺回弗拉季高加索城。包清山支队在保卫南部石油基地格罗兹尼市的“百日大战”中，同样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遵照基洛夫的命令，这支队伍于1919年初夏改编为“中国营”，编入红军狙击团，开赴伏尔加河和顿河地区。

　　对于包清山支队，苏俄政府有过如下评价：“包清山指挥的支队虽然在物质上得不到保证，远离家乡，忍饥挨冻，但毫无怨言地在北高加索山区完成了无数次战斗任务。不管是歼灭零星散匪或是打击装备良好的白军，他们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都是保护劳动人民权利的忠诚卫士的典范。”1919年5月，列宁亲自接见了这支被编为苏俄红军第4团第3营的全体华工战士，称赞他们“真是好样的”，有的华工战士还荣获“列宁勋章”。

　　列宁卫队中的华工战士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华工得到列宁的极大信任，70多名华工曾在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担任保卫列宁的卫士。李富清，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华工，便是70多名华工卫士中的一员，他还担任过列宁卫队的小组长。

　　在彼得格勒担任列宁卫士期间，每次执勤，李富清怕惊扰列宁工作，他都带领其他卫士，在列宁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下站岗、放哨，并且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一次，一名卫士想打咳嗽，怕影响到列宁工作，硬是紧捂嘴巴，走出很远才咳出声来。

　　列宁很关心这些来自异国的卫士，曾多次和中国战士拉家常，问他们生活是不是习惯，吃的、住的好不好。列宁为了和华工卫士进行语言交流，还抽时间向这些卫士学习“您好”、“吃饭”等日常汉语。为了提高中国战士的俄语水平，列宁特意派了一名教师给他们上俄语课，并向他们赠送了俄语课本。

　　1923年5月，李富清被选送莫斯科军事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李富清作为军校代表为列宁守灵。随着时间流逝，90多年前的往事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华工纪念碑

　　旅俄华工在异国他乡的殊死战斗，除了当年苏俄报刊有过片言只语宣传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混乱的政治状况，赴外劳工社会地位卑微，他们几乎没有留下记录。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的好转，过往的历史才又被提及。由于年代久远，资料难觅，除了极少数人能基本弄清其身世、事迹外，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1918年6月，苏俄内战期间，红军第33库班师292杰尔宾特团中国营在此地停留时突遭白军哥萨克骑兵袭击。为掩护铁路工人和红军官兵家属，中国营官兵奋不顾身，依托铁路会让站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对抗白军骑兵的反复冲击。在付出巨大伤亡之后，终于击退白军，保住了铁路会让站。后来当地民众将牺牲的中国士兵遗体统一收殓，安葬于铁路会让站附近。

　　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地政府和居民一起将烈士遗骸迁葬于城市中心广场，并建起了纪念碑。纪念碑呈方尖型，顶端缀有一颗红星，正面用中俄双语镌刻着：敬礼!这里安葬的是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于1919年7月在莫洛佐夫斯卡娅车站地区牺牲的第292杰尔宾特国际团中国红军游击队队员。

　　旅俄华工在得不到平等对待饱受欺凌和侮辱的境况下，凭着殊死作战的果敢精神，以自己的牺牲赢得苏俄的尊重和赞誉。他们的事迹不能在祖国的历史长卷中留下记录，他们的名字不能使祖国的后代留下记忆，着实令人掩卷长叹。

　　最后，向任辅臣中国团、张福荣中国团、伏龙芝中国独立团、桑富阳中国营、德萨中国独立支队、比里侈诺夫中国支队、别尔米中国支队以及各苏俄红军部队中的六万名中国战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