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宰相制度始于何时?又是何时被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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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是“百官之长”，是辅佐君主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执政官的泛称。“宰”是主持之意;“相，助也”，原为“辅佐”、“襄助”之意，后引申为辅助君主管理政事者。作为辅佐皇帝的最高执政官，明朝其实并未废除宰相制度，而只是曾有过短暂消失而已。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概述，宰相不等于丞相

　　宰相制度起源较早，是从商、周时期的家臣宰职演变而来，彼时实行以王位首的等级贵族联合专政政治制度，通常由巫史和公卿等贵族担任君王的顾问，参与决策，协助管理国事，例如商朝的伊伊便曾为相，而西周时期的周公也曾任太宰。

　　春秋以后，王室衰微，世卿世禄制逐渐崩溃，一些国君为抑制贵族擅权，于是起用地位较低的家臣或士大夫管理国家政务，例如齐桓公时期的管仲，此后各国陆续设置相职，但各国相职的官称不一，楚国称“令尹”，宋国称“大尹”，吴国称“太宰”，齐国称“相”。战国时，中央集权官僚体系逐渐形成，各大国普遍建立宰相制，例如魏、韩、赵的“相邦”，楚国的“令尹”，秦国的“大庶长、大良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统治，设置丞相职位，此时的丞相便是宰相。汉承秦制，延续了丞相的设置，不过在汉初时丞相只是作为相国的助手出现的，而到汉武帝时期，于内廷设尚书台，此后政务逐渐转为内廷。这一时期，相国、丞相、尚书令其实都是宰相。

　　隋朝时期的三省制成为定制，三省的最高长官，即内史省的内史令、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尚书令都是宰相。

　　唐朝初期仍然实行三省制，只是对其最高长官称呼各有不同，门下省称长官侍中，中书省称中书令，尚书省则称左右仆射(由于李世民曾任尚书令，因此不再设立)。因此，这时期的三省最高长官仍然是宰相，但由于中书令、侍中位高权重，不轻易授人，因此参议政事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参知政事也可被称之为宰相。五代十国时期基本沿袭唐代，不过宰相品级有所提高。

　　宋朝时期宰相制度较为复杂，先后经历了五次改革，宋初时期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则为副相;元丰改制后左右仆射成为宰相(左为首，右为次)，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则为副相;政和改制后宰相蔡京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建炎复制后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参知政事则为副宰相;乾道改制后则以“平章军国重事”成为独揽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而宰相则成为了副职，不过这种现象持续时间较短。

　　元朝时期以中书省为主要处理政务的机构，且主官中书令常常由太子兼领，此外则有左右丞相，再下面则有平章政事。因此，元朝时期的左右丞相和参知政事均是宰相，但人数较多，最多时有十多人。

　　明朝初期同样设置有中书省，设有左右丞相，但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废除，由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到明成祖朱棣时期设立内阁大学士，此后随着内阁权力加重，内阁首辅成为实际上的百官之首，即宰相。

　　清朝初期沿用明朝制度，同样设有内阁大学士，但在雍正之后开始设立军机处，此后内阁逐渐闲置，军机大臣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站骨干，而在晚清时期，则曾仿照日本制度设立有内阁总理大臣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所以，除清初的内阁大学士和清末的内阁总理大臣外，清朝时期的宰相大部分时期为军机大臣。

　　综上所述，宰相制度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古代历史，不过很多人往往将宰相和丞相混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总体来说，宰相更像是个统称，而丞相则是具体的官职。

　　朱元璋虽然短暂废除丞相，但并未彻底废除宰相制度

　　自宰相制度建立以来，皇权和相权之争便一直存在，宰相作为实际上的“百官之首”，对于朝政具有极强的掌控力，因而其在辅佐皇帝的过程中，往往对皇权具有极强的限制力。

　　在皇帝较为强势的时期，相权通常能够较好履行自己的辅佐职责，然而一旦皇权势弱，相权便会变得极为强势，从而形成权臣压制皇权的现象。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强皇权，从而使其成为定制，避免子孙后代被权臣压制。

　　当然，废除宰相制度应该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便是为了防止皇帝被蒙蔽。朱元璋似乎极为担心这一点，不论是允许百姓告御状，还是短暂出现的锦衣卫制度，都是为了建立皇帝与民间的直接联系，而宰相由于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很容易隔断皇帝与民间的联系。

　　然而，治理如此庞大一个国家谈何容易，对于朱元璋这样的工作狂和强势帝王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因而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也就是废除丞相制度后不久，朱元璋便又设立了四辅官辅佐自己，以儒士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教、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由春、夏官兼任。之后又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撤销了四辅官，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用来辅佐自己处理政务，这实际上已经是内阁的雏形。

　　而到了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内阁制度开始真正形成，从而形成皇帝掌握决策权、内阁行使建议权、六部掌握行政权的新格局。此时的内阁只是作为皇帝的秘书部门存在的，并不同于此前的丞相，因此这一时期基本可以视为宰相制度已经不复存在。

　　然而在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因杨士奇、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深受自己信任，因而这两人不但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这就使得内阁不但拥有了议政权，而且拥有了一定的行政权，同时由于深受皇帝信任的缘故，他们甚至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内阁由此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

　　此后，内阁权力不断加重，到明孝宗朱佑樘时，内阁实际上已经成为百官之首，具有了足以对抗皇权的力量，这在正德年间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到嘉靖年间，则将内阁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使得其地位大大提高，至此明朝内阁大学士虽无无宰相之名，却已经实有宰相之权。

　　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除了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之外，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别无二致。后经嘉靖、隆庆两代发展，到万历早期张居正担任首辅时，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全部操之于张居正之手，内阁权力发展至巅峰，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而且权柄远超之前的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