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为什么成功的却不多呢？

　　农民起义通常是指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起义，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这是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反映，也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为什么历史上农民起义多如牛毛却少有人成功?

　　说到农民起义，哪怕不是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同学也是耳熟能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实在是太频繁了。农民起义爆发的时期从来不仅限于王朝末期，甚至于在王朝中期、初期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呢?一般人用最简单的逻辑，在迈入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之前的漫长农业社会时期，农民遇上灾年活不下去就要起义。这个逻辑似乎是顺理成章，对吧?

　　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历史上也曾经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但欧洲历史上却从没有次数这般频繁的农民起义。即使是欧洲史上很多看起来像是农民起义的战争，往往背后也有宗教因素的驱动，并不单纯是简单的官逼民反。起义军的利益诉求与期望目标也比较明晰，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而非简单的打烂重建的无解循环。

　　也就是说：频繁的农民起义只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并非是农业社会时期的世界历史的通行规律。为什么会这样呢?许倬云先生在其著作《汉代农业》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古代中国之所以农民起义如此频繁，很大程度上与从汉代开始实行两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分不开的。可能很多人会奇怪?“重农抑商”意味着重视农业和农民群体，为什么反而会导致农民起义频发呢?

　　“重农抑商”的政策发端于汉代之前的战国时代，如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但是，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只是统治者的一种观念，国家机器直接打压商业的情况其实并没出现。等到始皇帝统一六国后，曾把六国豪强富商强行迁徙到都城咸阳，但这也仅仅是为了便于监视控制商人的势力，政策层面并没有出台打压商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真正开始把“重农抑商”的观念倾向落于实处的，要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几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我们大约都耳熟能详：统一币制、盐铁专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其中与“重农抑商”有关的主要是盐铁专营、算缗告缗。当然，均输平准从某种程度上也是限制商业发展的一种手段，但这并非汉武帝所独创，战国初年魏国李悝变法中所推行的“平籴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可说是均输平准的雏形。

　　这里着重讲一讲盐铁专营、算缗告缗。所谓盐铁专营，从字面上看自然是将煮盐业、冶铁业全部收归国有，由国家机器把盐、铁这两类物资管控起来。汉武帝为什么盯上了煮盐、冶铁?食盐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必需品，生铁则可以打造农具、兵器、车辆等，这两样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是最重要的物资，完全不愁销路。

　　汉初，煮盐、冶铁行业的从业者有许多人因此成为豪富，身家巨万。比如司马相如妻子卓文君之父卓王孙就是汉初四川地区以冶铁产业闻名的富豪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排行前几位的大商人，所经营的都是盐铁生意，可见煮盐、冶铁这两项产业的暴利。

　　说完盐铁专营，再来说说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征收财产税，税率为每值2000钱纳税一算，也就是6%的财产税。要注意，这不是针对商人的经营利润纳税，而是针对商人的全部财产总额计数征税。所谓告缗，就是为确保“算缗”政策能够有效推行，也就是鼓励他人举报告发算缗不实，查实者，没收被告发者全部财产，其中半数奖励给告发者。

　　这其中，固然有汉武帝为打击匈奴筹集资金的用意，但这从来也不是推行这两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汉武帝之所以如此做，其动机要比单纯希望保证战争需要的商鞅复杂得多。汉武帝实际上是着眼于帝国的整体局势，其最主要的动机是抑制土地兼并。为什么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反而会导致周期性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

　　汉武帝推行告缗令，在打击了隐瞒财产的大商人之后，其算缗令、告缗令的执行范围又进一步扩大，普通百姓亦列入其中。宋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中说：“算缗钱之法，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者设，至其後，告缗遍天下，则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害矣，故择其关於商贾者登载於此，而馀则见《杂征榷门》。”严苛的算缗告缗令的推行，令全天下有蓄积之家尽皆破产。

　　汉武帝末年，小农普遍破产，流民激增。十六岁至五十岁的壮丁尽皆征发为兵，国家户口减半。当然，如果说这仅仅是为了打击匈奴，尚且情有可原，但同样也应考虑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实质性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之后，在豪强地主经营商业遇阻之后就开始寻找新的财路，在这种情况下，其不得不将视角转向农业。

　　在当时，土地税率比商业税要低得多，投资土地的收益虽然不如商业但也有其优点，那就是其收益回馈相对稳定。这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的“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在工商业发展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土地兼并也因此就愈演愈烈。但是，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似乎也并非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西汉一朝，豪强地主主要集中于长安、洛阳附近，但这一地区却几乎没有发生过成规模的农民起义。相反，在当时豪强地主数量较少的幽州、扬州、荆州等偏远地区，却成为了农民起义的高发区域。在长安、洛阳等发达地区，农民在把土地卖给豪强之后，很大一部分成为了依附于豪强的佃农，其他农民或从事副业，或出卖劳动力，总也能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挣口饭吃。也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不会成为农民起义的主要策源地。

　　而在较为偏远的地区，虽然未开垦的土地众多，但诸如农田水利设施很差、工商业同样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弱。我们知道，由于官府政策倾向，古时农民多为原子化的小门小户，每户占据的生产资料其实并不丰厚。光是金属农具、耕牛的购置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众多农户聚集在一起才能承担这笔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体中就会形成组织。恰巧在远离统治中心地带的偏远地区，官僚胡作非为的可能性更大，不巧的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却也往往组织性更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结社反抗官吏的客观环境、主观条件都已然形成。如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等，其爆发地区均为远离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区。

　　除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之外，最为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是流民潮的出现。过去历史书上常见的说法是什么呢?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导致流民产生。但其实这种说法是有明显漏洞的。因为往往豪强地主聚集的地区，并不总是农民起义的主要策源地。造成农民变成流民的首要原因，是官府的税费负担太重，农民无法承担，被迫弃地而逃。

　　如明代，虽然有许多宗室贵族、官僚兼并土地，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先逃，而后土地被侵占、兼并。一旦遇上荒年，相较于杯水车薪的赈济措施，往往朝廷与地方官府反而对催收赋税更加卖力。而随着农民流亡者越来越多，逃亡者的征税额就会被加到未逃亡的农民身上凡此种种，就形成了一个农民愈逃、税赋愈重，越是灾年、征税越严的恶性循环。

　　历史学家秦晖先生根据黄宗羲的观点总结出了中国历史的某种独有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是为什么呢?随着时间推移，官僚机构愈发庞大、人员愈发臃肿，对民间资源汲取的需求也就愈演愈烈。最终，减税也就成为了不可能。

　　历朝历代开国之初，由于前朝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湮灭，土地相较于人口更为富裕，重新划分土地归属，推行轻徭薄赋，可以在短时间起到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效果。但是，随着时光推移，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又凸显出来。尤其是“轻徭薄赋”的政策逐渐名存实亡，名义上的低税率下，掩盖的是实际上极为沉重的高税率。

　　庞大的流民潮，从来不能用土地兼并来简单的概括。相反，造成流民潮的首要原因从来都是让普通百姓无法承受的沉重税负。为什么会出现黄宗羲定律的现象呢?官僚体系的出现虽然是为皇权服务而存在的，但是其本身作为自上而下的具体社会治理事务的承担着，其本身就会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

　　官僚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征，会倾尽一切去实现权力寻租。这就造成了官僚数量只增不减、机构不断扩张、既得利益只会加大汲取的问题。尤其是王朝后期，这些问题就会愈演愈烈，直至整个社会无法承受。就像弹簧被拉到极限，弹性限度失灵一样。于是乎，又开始重复王朝的周期律，史书上的一系列戏码又再度上演。

　　虽然农民起义声势浩大，但是最终都被地主或官僚阶级摘了果实，那么农民起义为什么会失败?

　　领导集团的忘本变质和高度腐化

　　黄巢在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就是最好的印证。公元881年二月十三日，黄巢称帝，建立了大齐政权。黄巢在长安当上了天子，而生活却越发淫荡和奢侈了。这种未得天下就沾沾自喜的做法，就代表了一种流氓无产者的本质，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天下和人民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一旦他们达到了目标，获得了一些成绩，他们的心就开始满足。

　　因为黄巢的奢靡腐化，长安有人题诗讥讽，黄巢大怒彻查此事，可是怎么查也查不出个结果来，黄巢再也不遵守攻占福州、广州时那个不杀儒生的偈语，索性把长安城中三千多无辜的儒生都砍了头。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入北京之初，兵不满二万，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

　　但从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

　　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大顺军于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 ;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李自成入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可见其内部之腐化。

　　洪秀全：一个落第书生，摇身一变成了邪教总头目，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把正统的基督教的教义图改得滑稽可笑的闹剧。本来他身死国灭，已经证明了他人间天堂神话的破产，但后来又被不同的人所利用，把他打扮成农民的代言人，民族英雄，他早年要高考得中，做了官，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的悲剧了。定都“天京”后，洪就不在过问民事，早就幻想帝王妻妾成群的他，直到死都没有出过后宫。

　　农民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力，他们能够忍受起义早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可一旦处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就眼睛发昏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隐藏的危机。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放纵一下自己的肉体，那些长年被压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欲望急剧膨胀，以至忘了自己是谁。

　　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和国色天香面前，他们几乎在一霎时便把当初举事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自己曾经痛恨的堕落生活。假使黄巢在当了皇帝后不被宫娥彩女包围，不委派宦官当监军逼反大将朱温;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不抢走陈圆圆，招惹吴三桂冲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仍勤于国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也许都要重写。

　　农民领袖御人乏术，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都不能渡过两方面的危机。最致命的是农民领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胆略和胸怀，不能确立自己在领导集团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励和鞭策部下始终如一地向终极目标不懈地努力。

　　要么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堕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大顺帝国的二十一条军规对顺兵团不起约束作用;要么不能团结部属目标一致，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要么不能预防部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如太平天国的东、北、翼诸王相互攻杀时，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一筹莫展;

　　要么不能警醒部将野心膨胀，对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农民宰相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要么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形势不利时叛变投敌，如黄巢不能防止朱温投降李唐王朝。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

　　没有全局观念，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

　　农民领袖在举事之初，往往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报复仇杀和掠夺 财富等低层次的斗争水准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农民领袖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主要的任务是杀富劫财，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己服务，不在征服地征收税赋以供军需，而是靠掠夺来解决后勤供应。

　　掠夺是暂时的，且能招致坚强的抵抗;征税则是长期的，只要税负合理，抵抗情绪很轻甚至没有。所以农民起义除了破坏执政府的统治秩序外，自身并不能替代被摧毁的旧政府，不能象旧政府那样长期享用政权果实。极少数农民领袖如黄巢、李自成之辈在读书人的辅佐下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他们立足点不高，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

　　黄巢、李自成当了皇帝后，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可他们都自认为控制了全中国，俨然大一统国家的君主，闭眼不看四周环伺的强敌，不乘胜把这些强敌消灭，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缔造自己的万世基业，过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结果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使他们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权反攻，把起义的农民赶进坟墓。

　　农民军的缺乏全局观念，韩宋帝国中路北伐军的出征路线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这支农民武装在攻克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后，不乘胜南下攻击距离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国首都北平，反而把进攻矛头指向和总体战略目标没任何关联的遥远的高丽王国，使蒙古帝国躲过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当时中路军兵锋南指，和东路北伐军南北夹击大都，蒙古帝国极有可能立即崩溃，韩宋帝国就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不注重收服人心

　　黄巢在占领长安后，对唐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把徘徊观望随时准备投降的唐政府残余势力推上拚死抵抗这一条路，实在是一个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对归顺过来的明政府官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赃派晌，任意掠夺他们的财富，凌辱他们的妻女，硬是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培植了一个强劲的克星。

　　太平军打进南京时，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

　　兴许是出于无知和嫉妒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农民政权都仇视读书人，对他们无情地砍杀和侮辱。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专门做官的阶层，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弱点，但那些没有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多少机会作恶的缘故，良心和理性并未完全泯灭，身上有不少美好的东西。

　　因为谨慎胆小的缘故，知识分子不能为打江山冲锋陷阵，但他们的头脑比农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农民远大，正可迩补农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设和巩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农民政权应该把这些人吸收进来为新政权效力，基于吃不上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和读书人结怨实在是农民领袖极大的不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

　　至于农民领袖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政权服务，可以从太平天国对西洋人的态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西洋那些基督教国家自然十分兴奋，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把太平军当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南京晋见洪秀全，意图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对抗清政府。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橄榄枝对太平天国自然不是一件坏事，可天国的所有领导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员一样地茫然无知，硬生生地把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坏事。

　　农民起义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没有远见的。中国古代历史少有靠农民起义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农民起义成功的例子，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统计角度看，这个阶层缺少真正的领袖，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以安抚农民为第一要务，而在城市化后，应该是"农民和城市下层平民",这个层面挑起的激烈行动，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实质的影响，反而会造成社会不必要的动荡。

　　这是对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进行否定。更进一步，社会的进步如果到了必须靠革命才得以推动的话，是社会成本相当大的非最优选择，也是最后不得以的选择，社会治理结构必须进行再造，不仅要避免群众革命性激烈行为,而且应使社会前进的力量通过正常的社会成本小的渠道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