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身为战国七雄之一，为何却没什么存在感呢？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就此拉开了战国的序幕，也因此韩国登上了战国历史的舞台。但是，韩国从头到尾都没什么存在感，从战国前期到秦灭六国，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苦苦挣扎了一百多年后，率先被秦所灭。

　　说起韩国这个国家，大家一定是都不陌生的，此韩国不是朝鲜半岛上那个韩国，而是战国时期从晋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作为战国七雄之一，韩国最开始也是十分强大的一个诸侯国，它原本是西周的老牌诸侯国晋国的一个家臣，但后来因为不满足于晋国的统治以及在贵族当中的争斗，让韩国从晋国独立出去，成为了一个单独的诸侯国。

　　实际上韩赵魏三家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一起消灭智氏部族，它所凭借的就是韩氏先祖的道义声望，这就是所谓的德昭天下之功。后来，韩国氏族忠勇正直的传统成为了部落的基本传统，忠义的行为也被朝野上下所推崇，这是韩国能够保持源远流长的一种底气，也是韩国能够立国的第一个枢纽。

　　这个枢纽期的存在，让韩国有了立国的基础和根本，让这个国家有着赖以生存的精神信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韩国最开始是十分忠勇正直的一个国家，可是韩国最后的灭亡确实因为术治，也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所说的阴谋权术。一个忠勇正直刚正不阿的国家却灭亡在阴谋权术上面，这让韩国的灭亡成为了战国时代最大的一个悖论。那么，韩国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从一个忠勇正直的国家变成一个崇尚阴谋权术的国家呢?这就要说到韩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枢纽阶段了。

　　在韩国历史上，一共有两个大的枢纽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上述所说到的韩国的立国阶段，这个枢纽期让韩国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也为韩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为韩国之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这个枢纽阶段，韩国成为了威胁中原的一个主要的诸侯国，与其他六个诸侯国一起并称为战国七雄。

　　但是虽说变法在战国时代的兴起，韩国的诸侯国地位开始受到威胁，直到韩昭侯的时候为了能够让韩国更好地发展，也为了能够在变法上面与其他的国家保持持平，韩昭侯便任用了申不害进行变法，以谋求更好的发展，而韩昭侯的申不害变法也成为了韩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枢纽阶段，只不过这个枢纽阶段相比于第一个枢纽期来讲，它的弊端更为严重，影响韩国的时间也更加的长久。

　　韩国在立国之后有过很多次的征战，这次其中最大的战绩是吞并了当时的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并且在吞灭郑国之后，韩国将都城迁到了郑城，并将其改名为新郑，作为韩国的新都城。自此之后，韩国的实力也是一跃而起。但是，如此强势的韩国却在中原地区征战的时候碰到了他最大的对手也就是与他同出一源的魏国。

　　那个时候的魏国刚好经历了李悝变法，成为了战国时期的天下霸主，三晋原本同属一源，所以接壤的土地十分广阔，领土利益之争也非常的普遍，所以魏国在崛起的道路之上多多选择的就是攻打赵国和韩国两个国家，因此三晋之间的骤然加剧。这个时候，韩国已经非常贫弱，所以在此基础上，他非常希望效仿魏国的崛起方式在国内进行变法，而申不害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的舞台的。

　　后世的历史学者们大多数都将申不害归结为法家的名仕，但是申不害的成名却与法没有很大的联系，他的学说最为主张的是术治，同时，申不害也是术治派的开创者，而术治之所以能够归在法家，原因是因为申不害所提倡的术治承认在国法的前提之下，也就是说，他承认并且希望自己的变法控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所以，后世的历史学者们大多数也将申不害当成是一位法家的人物，毕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将法家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叫做势治，一部分叫做法治，另一部分就叫做术治。但是在韩非将法家分成这三大部分之前，术治派也只不过是被天下人看作是法家而已，事实上，申不害的术治与当时法家真正的主流，也就是商鞅学说有着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

　　最大的矛盾或者说矛盾的根本就是因为法家的主流主张的是违法是从，也就是说，叫一个国家内部的人员和事物都归结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这其中也包括国君和贵族。但是术治派主张的是以实现术治为变法的核心，也就是说，他将阴谋权术运用到了朝堂之上，并且把这种当时并不入流的方式合法化正规化，这就让整个韩国笼罩在了一层阴影之下，所以，申不害的变法实际上弊端大于利益。

　　我们并不能够说申不害的变法没有任何的好处，这样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申不害在变法之后，韩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韩国本就坐拥着天下最大的铁山，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军事资源，申不害变法的实施，让整个韩国拥有了新的发展动力，韩国也就有了更加规范的发展形式。

　　无论是文化，经济，军事的哪一个方面，韩国都有着长足的发展，国内的贫弱现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一时期的韩国也曾经以劲韩的形式威胁着中原的发展。但是，韩国的兴盛却是一时之间的，申不害去世之后，韩国的衰弱是非常之快的，在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韩国再也没有了第一个枢纽时期的那种忠勇正直的精神支撑，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层层阴谋权势的阴影之内。

　　君主凌驾在法制上面，朝廷的官员不在通过正规的渠道谋求职位，阴谋权术成为了他们最直接是最容易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所以整个国家的朝堂可谓是乌烟瘴气。到了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了最为荒诞滑稽的术治之邦，韩国从上到下，从君主到臣子，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在躲避别人的算计也在算计着别人，这样韩国还有那个能力和动力去争霸中原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但是，如果韩国只是停留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还不足以让最后的韩国支离破碎，也不足以让韩国这个属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大国承受不住王翦的一次进攻，而最后的韩国之所以那样不堪一击，整个国土之所以会沦落成一张千疮百孔的大网，那是因为韩国在术治的目标之下不断地退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

　　第一个就是主动让出上党十七城的计谋。当时的韩国正与秦国交战，但是因为韩国的军队不敌秦国军队的强大，韩王为了能够阻止秦国的东进，保住韩国的宗庙社稷，希望通过主动各地赔款的计划让秦国退兵，于是便与秦国商议将上党十七城割让给秦国，以此换来韩国国内的和平。

　　秦国君臣在再三考虑之下同意了韩国的求和，但是在接手上党时期成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当时镇守上党十七城的是韩国的一位将领名叫冯亭，冯亭并没有执行韩王的命令，而是私自将自己管辖的城池主动送给了赵国，企图用这十七座城池引起秦国和赵国之间的矛盾和战争，让韩国能够在两国战争的夹缝当中生存下去。

　　冯亭的计划或许是成功的，因为赵国确实接受了这17座城池，秦国也因为赵国的所作所为而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韩国因此得以生存下去。秦国和韩国之间的战斗一打就是三年，但是，在这三年之后，秦国的将领白起坑杀了赵国降卒40万，让赵国一夜之间失去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赵国基本上等同于灭亡，这样的结果对于韩国来讲真的是可喜可贺的吗?当然不是。

　　战国时代那样的天下大争的时代，几乎每一个人都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赵国的存在，可以说是韩国的一道屏障如果失去赵国的先天地理优势的保护，韩国的灭亡速度可谓会更加之快。如果冯亭当初没有擅自做主，而是执行了韩王的计划，相信换来的也不止三年的和平时间。想象一下一个小小不知名的将军就可以擅自做主，通过这样的阴谋权术来引起其他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韩国的庙堂之上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因此，后代历史学家们评论，韩国笼罩在阴谋权术的阴影之内无法自拔，实际上并不夸张。

　　第二个就是韩王安的郑国疲秦，这可谓是战国时代最为可笑的一个计划了。当时的韩王安派遣著名的水工郑国前往秦国治水，当时的秦国天下大旱，八百里秦川面临着绝粮的危险，秦国的农业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农业发展受阻，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受到了削弱，经济发展被滞缓。

　　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秦国极其需要的就是修建水利设施，来通过人工的方式改变天下大旱的自然环境，韩王安抓住了秦国这样迫切的心思，让自己国内的水工郑国进入秦国，希望通过郑国来到秦国，建立庞大的水利工程，以此来拖垮秦国的经济，或者通过修建质量不合格的水渠来破坏秦川地区的自然结构，以此来拖垮秦国。这样的计划，韩王安是沾沾自喜，但是在后来人看来却有些啼笑皆非、忍俊不禁了。

　　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去评说的计划，郑国进入秦国之后在秦王的安排之下建立了郑国渠，据后世人统计，郑国渠直接和间接受益的田达到四万顷。也正是因为郑国渠的修建让秦国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秦国的农业经济也因其突飞猛进的发展，秦国的粮草资源得到了保障，军队行军没有了后顾之忧，水工郑国的疲秦计划成了强秦计划，不知道后来的韩王安又做何感想?

　　上述这两个只是在战国时代韩国所实施的影响比较大的计划，除去这些之外，其还有增兵肥周退秦计划，韩非兵家疲秦计划等等……韩国阴谋权术之风的热烈盛行让韩非这样的法家名士也不得已参与其中。也正是一个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计划，让韩国一次又一次搬起石头砸着自己的脚，直到最终将自己狠狠砸的，这样的荒诞和可笑，千古之下由见其神色。

　　但是，韩国阴谋权术的盛行，也给后来的历史形成了一个巧妙的漩涡，后来人们的认知开始进行这所谓潜移默化的改变，这一点我们在韩非和张良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韩非堂而皇之的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他被推崇为战国时代在法家顶点的人物，而张良他最终以自己的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权谋最高目标，这刘邦那样的人的统一之下都能全身而退，成为了后代传承的一种佳话，也成为了后代权谋之臣的目标。

　　可是我们通过战国时代的发展可以看到，韩非所谓的法家三大部分，有两种都是毒瘤，一种是所谓的势治一种是所谓的术治，这两种形式都是通过一些旁门左道或者阴谋权术来统御整个朝堂，其容易让人走上弯路，也容易让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阻碍，就如同韩国的变法那样。韩国的变法将法归结在君主之下，将于谋权术笼罩在法律之上，把所有的王公大臣贵族们都带入了阴谋权术的漩涡当中，最终导致了整个韩国的覆灭。

　　实际上，一个国家如果依赖势治，那么就必将导致绝对的君权专制，整个国家的统治也会成为非人化的统治，成为绝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一个国家如果依赖术治，那么就必将会导致阴谋丛生，然后让整个国家陷入内耗的漩涡当中无法自拔。其实，韩国与秦国在同一时间进行变法，但是韩国失败秦国成功，这样的结局我们就不难看出，实际上法治才是治国的正道，这是千古兴亡的鉴戒，我们后代人也不可不查。

　　在战国七雄中，韩国的兵器可以说是最强的。根据史料记载，韩国以其著名的兵器——弩，为各国所畏惧。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同时，就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曾经评价韩国：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

　　苏秦还表示：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由此，对于韩国来说，不仅兵器非常厉害，而且士卒也还具有非常高的战斗力。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兵器最强，为什么相对于魏国、赵国、楚国、齐国、燕国等诸侯国，韩国是第一个被秦国消灭的诸侯国呢?

　　一、改革不力

　　战国时期和春秋时期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战争中间战死的士兵也越来越多。举一个例子。秦国名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四十万降卒,只放回去二百四十个未成年。这与晋、楚“邲之战”中手把手教敌人逃跑的情况可谓天壤之别。可见战国时期相较于春秋时期更加“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以吞并对方为目的。在这个时候，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且是生死存亡的情况，所以各国也开始寻求通过变法打破现状、加强国力的途径。

　　秦国有商鞅的活动变法，而且进行得很成功，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国力和军队的作战能力。其实韩国也有变法的活动。韩国到韩昭侯执政，经过了六代国君，韩国没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情况在韩昭侯执政的时候被打破。韩昭侯和秦孝公是同时期的国君，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韩昭侯用申不害变法，其实他们都是同一年代的，但最后的结果差别很大，秦国通过变法强大起来，韩国通过变法也兴盛了一段时间，可最终却改革不力。原因就是申不害与商鞅的变法理念的异同。

　　申不害与商鞅同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侧重的地方却有区别。学术界一般认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申不害向韩昭侯提供的术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加强君主集权，控制臣下、防范臣下、监督臣下。这是申不害变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商鞅变法更加重视法治，其作用的范围是秦国由上到下的各个阶层，目的就是明确为了富国强兵而变法。申不害虽然是法家思想，但其主张并强调的术法却是巩固韩昭侯一个人的地位，反而限制了臣子的主动性。当然申不害变法确实加强了韩国的国力，但与商鞅变法相比较，从根本上并不彻底。

　　二、环境恶劣

　　一个国家的兴衰，不仅仅看内部政治环境是否清明，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地理环境有关。韩国可以说真正处于天下腹心之地，韩国北边有魏国、赵国，西边有强秦，南边巨楚，周围强敌环伺，尤其是秦国和楚国对韩国形成一个半包围，使得韩国难以向西方和南方扩张，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另外韩国的军事装备虽然强劲，“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但在农业生产上却有较大的缺陷。“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狭小的国土面积以及贫瘠的农业让韩国无法供养数量众多的军队，发动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恶劣的环境在相当程度上遏制和削弱了韩国的军事实力。而在战争残酷、互相吞并的战国时期，这种军事实力的弱小也必定会造成韩国的国力上的衰弱。

　　三、外交乏力

　　不仅内部变法的失利，地理环境的恶劣，韩国的外交手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韩国、赵国、魏国都是从晋国中分裂出来的，在战国早期存在联盟的关系。随后联盟关系破裂，魏国势弱，韩国需要新的外交战略。当时秦国是西方的强国，其他诸侯国也采取合纵的方式压制秦国。韩国的外交重点应该是是联合山东六国对抗秦国，但由于韩国受秦国的威胁和破坏最大，曾经选择依附于秦国;并且韩国不仅合纵攻秦，也曾合纵攻楚、攻齐。可以说韩国在合纵的战略下首鼠两端，而且缺乏主动性。这当然是由于韩国微弱的国力和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韩国在外交上的无力。

　　变法不彻底，韩国没有脱颖而出;地理环境恶劣，韩国无法有效对外扩张，提升国力;外交上的无力，让韩国无法摆脱逼仄的局面，只能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最先灭亡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所以在公元前231年，秦王嬴政首先把南阳拿掉。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3年，秦国攻破韩国都城，韩国就灭了。韩国的灭亡是三大原因造成的，而这三大原因，互为因果，相互都有影响，最终导致韩国的亡国。韩国成为第一个被秦王嬴政灭掉的国家，也就正式拉开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