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折制度是谁发明的？这个制度有哪些作用呢？

　　密折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加上特制皮匣的奏折，外人无从得知。密折制度始于康熙晚年，完备于雍正朝。密折奏事使政令完全体现了皇帝的意志，使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极限。

　　古代臣僚向帝王进言所使用的文书被统称为奏疏。纵观两千年王朝史，最著名的一封奏疏当属海瑞写给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明朝名臣海瑞向明世宗呈上了一封言辞犀利的《治安疏》，痛批嘉靖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大骂皇帝刻薄寡恩，昏庸至极。总之，海瑞写奏疏骂嘉靖，骂得非常狠，狠到惊天地泣鬼神，狠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心知此番必将小命难保，所以海瑞在呈上《治安疏》前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家人，遣散了仆从，已经把后世安排妥当。

　　但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海瑞并没有因此丧命，原本恼羞成怒的嘉靖皇帝在看完《治安疏》后竟然被海瑞为国为民的刚正和忠诚所触动，所以至死没有下令杀海瑞。作为震古烁今的一代名臣，海瑞俨然成了“清官”与“贤臣”的代名词。

　　明朝是典型的“明奏”制度。所谓“明奏”，即所有奏疏都必须经由内阁之手，不仅大臣写给皇帝的奏疏要在内阁明发，就连皇帝回复给大臣的批示也要在内阁明发，再稍加传播，很容易就是全天下皆知。如此一来，就导致了明朝官场的一个“毒瘤”——臣子呈上的奏疏，其表面读者是皇帝，其目的读者却是其他官员，尤其是史官。“文死谏 ”不再是为了规劝皇帝、匡扶社稷，而是为了青史留名、沽名钓誉。

　　另外，“明奏”制度还有一个弊端：便于党羽合力攻击某一对象，轮番上疏，弹劾政敌。只要有一个人牵头写了第一份弹劾奏疏，其他有共同利益的人就可以一拥而上，直到皇帝不得不相信此人确实有问题，该贬、该死。更重要的是，“明奏”制度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奏疏内容的公开化让大臣们顾虑重重，有话不敢说。试想一下，如果上奏的内容牵扯到其他大臣的利益，又有谁不怕被报复、被清算呢?

　　为了解决“明奏”制度带来的种种毒瘤、弊端、缺陷，一种新的制度应运而生——密折制度。所谓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加上特制皮匣的奏折。皮匣备有两把钥匙，一把交给上奏官员，一把由皇帝保管，其他任何人无法打开这个特制的皮匣。各地官员写好密折，派专人送抵京城，不经由驿站，直达御前，交由皇帝亲自批复。

　　密折制度下，皇帝俨然站在了上帝视角，看清一切，掌控一切。密折的内容与批复，整个流程，所有信息，只有皇帝和上疏臣子二人知晓，倘若有一字一句泄露，就是杀无赦之罪。密折制度的本质是建立了一个专属于皇帝与单个臣子之间的信息通道。密折制度始于康熙晚年，完备于雍正朝。康熙皇帝是密折制度的发明者，但真正将其运用到极致的却是雍正皇帝。

　　对臣子来说，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一种荣耀。雍正不仅完善细化了密折制度的流程，还大大扩大了可以上密折臣子的范围，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做个直观的对比，康熙在位61年，具折奏事的官员只有100多人，而雍正在位仅13年，具折奏事的官员却达到了1200多人。在康熙朝，密折制度只是辅助，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在雍正朝，密折制度逐渐成为主流，对政治的影响极为重大。

　　清朝的密折制度，减弱了明朝“明奏”制度带来的毒瘤、弊端和缺陷——上奏的内容史官不知，所以不能沽名钓誉;上奏的内容同僚不知，所以不便攻击政敌;上奏的内容其他官员不知，所以不必担心被报复。除此之外，密折制度还有如下重要作用。

　　第一，促使各级官员相互监督、相互告密。以省级单位为例，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都有给皇帝上密折的权利。此省无论发生何等之事，你督抚大人敢不上报?你不上报，布政使也会上报，布政使不上报还有按察使、还有道台。密折制度让欺上瞒下几乎成为不可能，因为雍正的态度很明确，报者赏，瞒者死，没有人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而且，必须是如实上报，否则，一旦各级官员上报的情况有出入，皇帝很容易查出谁在说谎，到头来还是一个死。

　　第二，广开言路、纳谏如流。雍正只是规定了密折的形式，却不限制其内容，所以，各级官员不仅可以通过密折向皇帝汇报工作，还可以给皇帝提建议、出主意。因此，皇帝可以直接听到来自基层官员、来自民间的声音，对其制定政策方针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密折制度省去了繁琐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实现了及时的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快速的上情下达。总而言之，密折制度使政令完全体现了皇帝的意志，使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极限。

　　为了实现绝对保密， 雍正皇帝规定，官员最后必须将带有朱批的密折封还给皇帝本人。因此，至今仍有数以万计的雍正朝原始档案存于故宫博物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带有御笔朱批的密折，这些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而今我们喜闻乐见的那些“雍正语录”，比如最著名的“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朕亦甚想你”等，都是雍正皇帝在密折上的亲笔批语，并非后世对雍正的调侃。当然，密折制度纵有万般好，“明奏”制度仍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清朝实际上是明奏、密折双轨制。

　　密折制度确实给雍正皇帝执政带来诸多好处，且效果十分显著，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情报之搜集。

　　因为古时候通讯水平以及集权制度之缺陷，导致帝王们很难通过正常渠道了解真正的地方民生民情，这致使皇帝犹如“睁眼瞎”一般，无法针对时事做出正确及时之判定。因此，一些特务机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然而，这类特务机构在给皇帝网络情报之同时，也会生出许多弊端。以明朝为例，锦衣卫与东厂太监之间，两大特务机构就互相倾轧，再加之这些特务机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做事情往往只看利益，残害忠良毫无底线，对于朝纲之破坏不可谓不严重。清朝皇帝汲取明朝灭亡之经验，对特务机构十分不屑，至于雍正皇帝贴身神秘卫队“血滴子”，那完全是稗官野史和玄幻小说的无稽之谈。皇帝可以没有特务，但是不能少了耳目，这密折就成为雍正皇帝情报主要来源之一。

　　二，人才之考评。

　　雍正皇帝是一位十分重视人才的皇帝，在他的朱批奏折中，求贤若渴之字样随处可查。此外，雍正皇帝对于人才之需求是不拘一格和循规蹈矩的，例如田文静和李卫，这两位非科举出身之能吏，恐怕也只有在雍正朝才能够脱颖而出。

　　当然，雍正皇帝虽说是求贤若渴，但也绝对是宁缺毋滥，他对于人才之考核是全方位的，如此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去芜存菁。以李卫为例，李卫绝对是雍正皇帝之宠臣，但是在雍正皇帝要对李卫委以重任之前，还是做了全方位之考评调查的。李卫任云南布政使之时，关于李卫之表现以及与石礼哈之间能力之比较，雍正皇帝与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往返数封密折讨论之，对李卫政绩、处世以及个性做了全方位了解。最后，雍正皇帝“出人意料”地擢升李卫为福建巡抚。

　　三，及时掌握臣僚之工作情况。

　　由于密折资格并非全面铺开，对于官员来说，能够得到与皇帝直线沟通的机会是一种恩赐，这本身就起到了鼓励之作用。另外，通过密折可以了解臣僚当下的工作成绩和需求，优秀之处给予表扬，不妥之处给予纠正，甚至是指责与批评，合理的需求尽可能满足之。这种随时的褒贬，令官员们即感恩戴德又时刻存在皇帝监督之危机，对待工作不敢恣意懈怠。

　　其四，地方民风民生情况之收集。

　　王朝之统治根基在于民，尤其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皇帝来说，更是注重民间对于统治者之态度。与电视剧演绎不同的是，清朝皇帝并不喜欢微服私访，愿意干这事儿的其实是明太祖朱元璋。所以，这密折也就成了民风民情调查的渠道之一。

　　以上是这密折之主要作用，不难看出这密折对于雍正皇帝之执政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也是对皇帝精力与能力的极大考验。为了全面了解一个事件或者一位臣僚之水平，往往需要多方考证而避免偏听偏信，并且要在众多不一的“答案”中，提炼精华做出正确判定，这对皇帝本人的智商和情商要求极高。

　　此外，为了促使官员汇报问题相对客观，打击群体结党和个人沽名钓誉，成为必要政治手段，这对皇帝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至于像雍正皇帝这样，格外喜欢通过密折“苦口婆心”的说教臣僚，甚至出现多次朱批内容比密折本身还要丰富精彩之例，这对于皇帝的工作精力和热情更是极大考验。

　　密折制度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朝廷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密折直接送达御前，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奏折不必积压，因此可以及时的了解下情，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广大臣下可以用密折言事，它可使群臣直言进谏，因为密折的内容是非公开的，只有皇帝和上奏折的大臣才知道，这项规定使得上密折的大臣们可以直言进谏，弹劾百官，而不必惧怕外人知道而遭遇不测。密折制度使得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彼此监视。臣子之间的猜忌、监督，导致他们为了保住官位，只能选择对皇帝绝对忠心。

　　当然，密折奏事的权利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也不是依据品阶高低而定，其中最必要的条件是被皇帝宠信，为了获取皇帝的信任，这一制度的实施更是恰到好处。给当时运转不灵、死气沉沉、日趋腐朽的官僚机构注入了一些活力，对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雍正仅在位十三年，但是他却能推行新政，在“康乾盛世”中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推广和加强密折制度是其中一项重要集权举措，这使得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