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是个奸臣，为何却是在位最长的宰相呢？

　　李林甫是唐朝中期的宰相，历来受到责难，被视为口蜜腹剑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盛而衰的罪魁祸首之一。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唐朝担任宰相18年又7个月，是唐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张九龄，姚崇等人都只是做了几年。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让唐玄宗如此赏识呢?

　　李林甫虽然出自唐朝宗室，但经过武则天对唐代李姓宗室的剿除与打压，到了自己这一代已经是家世衰败，再加上父亲早年在战场上战死，李林甫完全称得上毫无家族背景。因为家庭的原因读书不多，经常因为认错字、写错字被人取笑。李林甫执掌吏部时，候选官员严迥的判语中有“杕杜”二字。杕杜是《诗经》中的篇名，原意是孤生的赤棠树，比喻人孤立无援。李林甫不认识“杕”字，便问吏部侍郎韦陟：“这里写的‘杖杜’是什么意思?”韦陟低着头无言以对。

　　太常少卿姜度是李林甫的表兄弟，他生儿子时，李林甫亲手书写贺函表示庆贺，上面写道：“闻有弄獐之庆。”古时将生儿子称为“弄璋”，意思是男孩长大以后执璋为王侯。李林甫却把“弄璋”错写为“弄獐”。李林甫因为自己的才疏学浅收到了“杖杜宰相”和“弄獐宰相”的蔑称。

　　唐玄宗到了晚年喜欢附庸风雅，特别喜好风度翩翩的士人。如在唐玄宗早期担任宰相的张九龄，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即使张九龄罢相后，如有人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都要问下：“这个人的风度是否比得上张九龄吗?”从李林甫处心积虑排挤风度翩翩、雅望非常的张九龄以及历史上缺乏对李林甫在相貌与气质上的描述，可以基本判断出李林甫在长相和气质上没有过人之处，实在是入不了唐玄宗的法眼。

　　但就是这位家世、文采、相貌与风度都极其一般的李林甫，担任宰相19年，是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没有之一。这对于唐朝宰相频繁更换的传统来实在是殊为不易。李林甫是如何做到的呢?他究竟有什么能力和通过什么手段呢?

　　主持修订法律条文，领衔完成《唐六典》

　　唐玄宗时期，国家发展遭遇了许多困难。正当唐玄宗苦思冥想国家前途的时候，李林甫不失时机地走进了唐玄宗的视野。在唐玄宗的眼里，李林甫心狠手辣，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具有管辖众官员的能力，所以十分看好李林甫。李林甫崇尚法家，为人处世注重原则秩序，不讲人情世故。他主张以法治人，让人们都在法律的约束下，安分守己，这样国家才会有良好的秩序。唐玄宗对此也是十分重视。

　　为了实现以法治人，必须要修订法律条文。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刚进入中枢机构，唐玄宗就委以重任，让他主持大规模的法律条文修订工作。李林甫一直都在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因此对于这份修订工作，他可谓驾轻就熟。他汇集了一批法律专家，对法律进行了扎实和周密的修订。历时两年，修订工作终于有所成就。

　　据记载，在这次修订法律的工作中，被删除的无关紧要的条款1324条，另外2180条得到修正。经修订的法典于737年宋呈皇帝，计有：律12卷及其疏义30卷、令30卷、式20卷。这些法典在同年秋向全国颁布。这次法典的修订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评价道：“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统地重编全部法典的活动，因此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订。其中许多原则都符合的中国时代发展的特色，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但这些法律一直到14世纪初都保持着权威性。”通过新法典的制定，唐玄宗充分见识到了李林甫处理行政问题时思维的缜密与他改革的决心，因此他对李林甫委以更加的重用与信任。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被任命为宰相，开启了他的宰相生涯。

　　后来，唐玄宗下令由李林甫领衔编写一本名叫《唐六典》的书。这部书囊括唐玄宗时期的所有体制内官名，详细考证了每个官名的历史演变，对于各级政府部门规则、制度、职责等相关细则都进行了规定，并在其中附上《周礼》的记述，做出了系统的理论介绍。《唐六典》得到了很大的应用，为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一项创举。在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部法典一直被作为最方便、最具权威性行的政法而通行全国，即使是新旧官署变革，这种制度也一直没有改变。

　　后世史学家对《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书。但后人对它的编制初衷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大唐帝国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认为《唐六典》是一部“礼书”、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的唐代版本。

　　李林甫为了让法律顺利得施行，也是处处以身作则，不管是谁，即使是名门望族或是达官贵人，也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否则就将面临严惩。通过对政府法令法规和法律的调整，李林甫为唐玄宗建立了一个有效维持政府运转的体制。不得不说，李林甫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尽职尽责。

　　在朝廷极具威慑力，安禄山尤其怕他

　　对于李林甫这个人，司马光说他：“口有蜜，腹有剑。”但他阴险狡诈的同时，在朝廷也是一个颇有威望的人，朝廷上下对他那就只有一个“服”字。李林甫当宰相期间，大权在握。但是他与我们印象里玩弄职权、贪污受贿的奸臣不太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能保持做事公平，行为举止皆有法度。

　　《旧唐书》中说：“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意思是说李林甫处事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尤其是在人事任免这个敏感问题上，可以做到基本的依法办事。因此朝廷上下对他也是敬畏有加。

　　关于李林甫在朝廷上的威慑力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名叫安禄山的人，职位是御使大夫，地位仅次于李林甫。因为安禄山是个粗人，加上皇上宠信，因此十分傲慢。当时和安禄山同任御使大夫的还有一个叫王鉷的人，是李林甫手下的人。二人决定联手给安禄山上一课。

　　当时安禄山和王鉷二人一起来拜见李林甫。王鉷见到李林甫之后，毕恭毕敬地行礼，远远超出了一般下级对上级的那种恭敬，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恭敬。安禄山见到王鉷如此恭敬，原本还直直的腰杆不由自主地也跟着弯了，而且弯得比王鉷还厉害，旁边人看到都乐了。

　　此外，李林甫手下耳目众多，经常打探皇帝和其他大臣的行踪。他又用此招对付安禄山。安禄山一有什么举动或打算，都有耳目向李林甫报告。李林甫对着安禄山当面点破，安禄山以为李林甫有通神的本领，所以此后每次见李林甫都是毕恭毕敬。后来安禄山到别的地方当官，每次有使者入京归来，他都要问李林甫宰相有没有说什么和自己有关的话。使者如果回答说：“宰相说您干得不错。”安禄山就欢呼雀跃。一旦使者说：“宰相说要您小心行事。”安禄山就倒在地上拍着椅子说：“哎呀!我要完蛋了!”

　　对于安禄山对李林甫的害怕，《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有这样的评价：“虽然安禄山力量强大，但他个人仍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在这些动乱的年代里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此时安禄山还未谋反，就是因为有李林甫能镇住安禄山。李林甫死了以后，杨国忠当权，安禄山看杨国忠不过是软弱无能之人，所以他也就肆无忌惮发动兵变了。

　　主张给予军人优待与修订《长行旨符》财政制度

　　唐玄宗时期的军事变革就是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所谓募兵制，就是一种通过临时招募民丁组建军队的方法。被招募者一般选取富贵多丁、骁勇善战者，并举荐已退任文武官、勋官或有才能的人任各级将领。装备由当地政府供给，不足的部分则由本人自备或由亲邻资助。

　　开元二十五年，李林甫推出了新的政策，给予职业军人优越的待遇，以吸引人员投军：“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间剧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体恤。”这种改革建立在盛唐强大的国力之下，边防军日益壮大，成效显著。

　　不过，这种兵制也是存在不小隐患。庞大的边防军消耗了大量的财力，使得政府的财政和后勤出现了巨大的亏空。在建立了职业军队之后，政府不仅需要常年支付军队的开销，更需要应对军队的封赏和特权，巨幅增长的军费使朝廷不堪重负。同时，募兵制还加强了边镇的军队，而中央的兵力反而空虚了，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逐渐形成，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另外，李林甫还主持了政府在财政上的改革。他发现朝廷的财政制度混乱、数额名不副实，而且税收制度的不严密引起的弊政和贪腐现象十分严重，于是他召集人手对原有制度进行修订，编成五卷本的《长行旨符》呈送唐玄宗，然后颁布施行。《长行旨符》规定，每年只要将各地所需征收的赋税数额呈报给皇帝，经过批准后执行。

　　《长行旨符》贯彻之后，唐朝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政府相关部门办事效率得到明显提高，营私舞弊行为也得到了遏制。不仅如此，还查出了原先隐蔽于税收范围之外的人口，政府可征税范围扩大，使国家的财政收支更加稳定。《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评价道：“这显然是行政合理化的一个重大步骤，它使帝国的财政制度更紧密地切合地方实际情况。它还是一大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一致的总原则。”

　　李林甫是个处事谨慎的人。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具有独到的眼光，在设计制度方面具具有不错的天赋，并行动迅猛、敢于作为，因此才能得到了唐玄宗的赞赏与重用。他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甚至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狼狈出逃的唐玄宗仍然认为李林甫才能卓著，并不认为李林甫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虽然李林甫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还重用胡将，唐朝走向衰败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使他在历史中留下恶名，但是也必须要承认他的政治才能和显著政绩，承认他是一个很细致很有调理的人，承认他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