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除了在经济方面，还有哪些重要的职责呢？

　　我们印象中的和珅，除了经济大权独揽外，其实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带兵，比如接待外宾等等，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乾隆三十四年(1769)，刚刚20岁的和坤承袭了他家“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不久就入宫当差，先后在“尚(上)虞备用处”和“銮仪卫”充当“执事人”(皇帝出行时的服务人员)和侍卫(亦称校尉，负责皇帝在皇宫、行宫等处以及出行时的警卫)。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升为三等侍卫;在此期间，虽然工作、生活比较艰苦一些，但可以不时接近皇帝，有讨得君主青睐的机会。这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所说：“莫嗟行役苦，时接圣人欢”。

　　在经过三年小心翼翼的“三等侍卫”生活后，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坤终于等到了在乾隆皇帝面前一展才华的机会。关于乾隆帝发现和坤，传说有几种。有一种说法是说：有一天，乾隆帝“大驾将出”，仓促中怎么也找不到“黄盖”(皇帝出行时仪仗队用的一种“伞”)，于是皇上生气问道：“这是谁的过错呀?!”只见底下的人都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地相互对望，一下子都傻了眼。这时和坤赶忙跑上前去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抬头一看，好一个“仪度俊雅”的美小伙，不觉怒气顿消。于是问道：“是何出身?”答对：“生员”。又问：“你参加过乡试吗?”答曰：“戊子(一说庚子)曾赴举。”又问：“何题?”对曰：“孟公绰一节。”乾隆帝说：“你能把你的文章背下来吗?”于是和坤便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且声音洪亮，字字清晰，乾隆帝听后，龙心大悦。说道：“可以呀，完全能够中举啊!”于是君臣知遇便由此开始，遂派和坤总管仪仗，不久便升迁为乾清门御前侍卫，此后官位节节高升。另一种说法，与此大同小异：一日，乾隆帝“警跸出宫”，在轿中翻阅“边报”，当他看到一篇奏文中提及有一个重要犯人逃脱，十分生气，便顺嘴说出《论语》中“虎兕出于柙”一语。当时扈从的侍卫和羽林军们听后，个个都惊呆了，不知皇上说的是什么?彼此交头接耳，相互询问。只见和坤独对曰：“爷(当时宫内人称乾隆皇上为‘老佛爷’或‘老爷子’)谓‘典守不得辞其咎耳’”。乾隆帝听后，非常高兴，一看身边站着一位翩翩美青年，便问道：“你读过《论语》吗?”和坤答曰：“读过”。接着乾隆帝又问了和坤的家世、年龄等等，亦对答如流，颇得上意。于是“恩礼日隆”，官运亨通。此外，关于和坤得宠的原因，还有一些离奇，而且荒诞不经的传说，大都不可信。

　　总之，和坤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得到乾隆帝的青睐、恩遇。再加上他聪明伶俐，眼勤手勤，善于逢迎，更善于揣摩乾隆帝意，日久天长，掌握了乾隆帝“喜谀而恶直”的心理，毕恭毕敬，哪怕听到乾隆帝咳嗽一声，他便能立刻把痰盂送上……这怎能不讨得皇上欢心!于是“恩礼日隆”，名冠朝列。从乾隆四十年(1775)和坤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兼满洲正蓝旗副都统开始，他的官位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任户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入军机处办事，授其为军机处行走;次月，又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同年八月，兼任镶黄旗副都统;同年十一月，又兼任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顶戴;同年十二月，赐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并兼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同时他家的旗籍也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进入了上三旗。接着他家也由驴肉胡同搬到德胜门内什刹海畔(即今恭王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把最心爱的第十女和孝公主许配给了和坤的长子丰绅殷德，从此乾隆帝与和坤成为了儿女“亲家”，两家结为了椒房懿亲，和家变成了皇亲国戚。也就是在这一年初，和坤奉乾隆帝命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获得成功;并提出了有关“设关”、“盐务”和“钱法”等改革建议;同时还对“清缅关系”、“清与安南(今越南)的贸易”的改善都提出了看法，深得乾隆帝赞赏。他在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与接待周边各朝贡国家使节上，显示了其才干，成为了“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行家里手。乾隆五十八年(1793)，夏秋之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代表团访华，中英双方在觐见皇帝礼仪，以及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驻中国、开放港口、减轻关税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坤禀承乾隆帝的旨意，与英国特使进行了艰苦而长期的谈判交涉，结果使英国人同意按清廷礼仪进行觐见。事后，连英国使节也不得不承认和坤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认为他在谈判中，“保持了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坤的官位几乎是年年升迁，可以说高官作遍，风光享尽;他所管的范围越来越广，所辖的部门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他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至嘉庆四年(1799)初，前后担任23年军机大臣;以军机大臣又兼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卫戍司令”)22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又兼户部尚书长达15年之久。他从承袭三等轻车都尉晋封为一等男爵，再晋封为三等忠襄伯，最后晋封为一等嘉勇公。他从宫内普通的“执事人”、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掌管吏、户、刑、兵四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院、太医院与御药房等等事务。在经济上，他除了任户部尚书外，还控制着国家重要的进财口——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个要职。在军事上，他除了担任过兵部尚书外，还长期担任京师的步军统领等要职，并控制着火器营和健锐营等清军中执掌新式兵器的特种部队。在文化上，他除了曾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外，还担任过《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清《三通》、《石经》、《清字经》和《热河志》等书的正总裁、总裁，以及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官和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要职。这一切就意味着和坤当时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等方面的大权独揽于一身，并对清朝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现象在整个清王朝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