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为何要修改法律呢？

　　圣德太子，生于574年2月7日，卒于622年4月8日(据《日本书纪》记载，是推古天皇29年2月5日)，飞鸟时代的皇族、政治家，用明天皇第二子。母亲是钦明天皇之女穴穗部间人皇女。作为推古天皇时的摄政，与苏我马子共同执政。

　　(图)圣德太子

　　公元604年(14年后，李家在中国建立了唐朝)，圣德太子颁布了“宪法”。当然不是现代国家的宪法，而是由皇室制定的“道德规范”。这部“宪法”有十七条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

　　以和为贵，不要激烈争斗(“宪法”的第一条);

　　大家要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义务，必须先干好自己的事;

　　信用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凡事都要守信;

　　大家都是有脑子的凡人，出现争论很正常，对不同的意见不应该随便发火;

　　凡事不可独断专行，必须集体商量。

　　喜欢看日剧和日漫的人觉得眼熟吧，这不就是多数日本人认同的原则嘛!在中国，类似这种“道德要求”的官样文章多如牛毛，但圣德太子的“宪法”可不是纸上空谈。他和其他皇室成员带头按“宪法”办事，做表率，当榜样。朝廷也加班加点地搞宣传、树典型。后来的那些日本天皇也把“宪法”当作自己的行为原则(个别人除外)。到11世纪，除了“大家要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以外，“宪法”中的其他内容已经变成了日本社会的道德标准。要是不如此做人，大家就会认为你非常缺德(包括广大小民)。在思维方式和道德要求上，这部“宪法”的确成了日本的“根本大法”，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日本大人物都受到了它的约束。

　　(图)日本飞鸟时代的弓兵

　　古代中国的政客们喜欢“有你没我”加“斩草除根”，经常用刀枪来处理重大问题。日本没有经历过“推倒重来”式的血洗，长期保持着一种平和、宽松和积极进取的状态(这当然是相对中国而言)，为明治维新的到来做了很多重要的准备工作。

　　“圣德幽灵”始终笼罩在这个岛国的上空，到现在仍未散去。不过，当时的圣德太子并不想建立一个道德模范式的国家，而是打算将所有的大权集中到天皇和皇室手里。他的“宪法”强调以和为贵和守信，要求多搞协商和妥协，就是为了稳住苏我家和贵族们，让处于下风的日本皇室渡过眼前的危机，他的最终目标是，“大家要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为此，圣德太子和日本皇室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最终失败了。如果他们成功了，那就不会有近代日本的崛起了。可具讽刺意味的是，当19世纪的日本实现近代化之后，一群手拿武器的社会精英却费尽心机去实现圣德太子当初的梦想，把日本拖进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深沟。更加吊诡的是，这种发疯的行为又为日本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战败后，日本又进行了一次大改革)。历史真是波谲云诡。一些中国学者说，“圣德宪法”的思想来源是中国的儒、法、道三家哲学和佛教。也许他们说对了，但我觉得很奇怪：在中国，为什么那些好东西基本上都是嘴上说说而已，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很多“国学”家讲的“优秀传统”只是古书上的，古代的多数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干什么，认真看看史书的原文就明白了)。

　　和先辈一样，圣德太子也向中国派遣使者来拉关系、找靠山。公元607年，他派小野妹子(他的汉语名字叫苏因高)出使隋朝。这位“妹子”是男人，说得一口流利的古代汉语。他向大隋皇帝递交了推古女皇的信(应该是圣德太子写的)。这封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大意是“东边的天子向西边的天子问声好”。隋炀帝杨广看了后相当不爽，心想：以前向中国称臣，现在倒想和大隋平起平坐了，天下哪有两个天子的道理?皇帝虽然心里很不高兴，但看在妹子远道而来的份儿上，也没太过计较，派大臣裴世清回访大和。

　　公元609年，小野妹子第二次来到长安。这次，信的口气又变了，开头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天皇”这个外交用词就这么出现了。但中国皇帝还是不买账，仍然将日本看作小跟班，不肯搞平等。后来，日本人觉得“天皇”听起来更牛气，就把最高统治者“大王”改称为“天皇”，将国号“大和”改为“日本”(太阳升起的地方)。“遣隋使”还带来了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这些人长期待在中国，学习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告诉圣德太子：要想使皇室说一不二，就必须效仿中国，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彻底制服贵族们。

　　于是，圣德太子向贵族和小民们宣布：为了日本的富强(独揽大权的想法不好公开说)，我们要向中国努力学习。这为后来的日本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绝不以学别人的长处为耻;如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即使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也必须彻底改造。然而，公元622年，壮志未酬的圣德太子去世了。4年后，苏我马子也病死了。皇室和贵族和平共处的时代从此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