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了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是个怎样的皇帝？

　　汉景帝刘启与汉文帝刘恒实行无为而治，轻摇赋税，百姓休养生息，整个国家综合实力有了很大的恢复，也给后来的汉武帝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但是说到刘启这个人，其实他也是一个残暴的君主。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腊月初五-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文帝刘恒第五子，母孝文皇后窦氏(即窦太后)，西汉第六位皇帝。

　　刘启在位期间，推行“削藩策”，削诸侯封地，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勤俭治国，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发展生产、减轻赋税。

　　刘启在位16年，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刘启驾崩，谥号孝景皇帝，葬于阳陵。

　　汉景帝刘启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文景之治”;并为其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基础，完成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采纳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使得汉朝又有了“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但是到了汉朝依旧有惨绝人寰的荒唐事情。世上什么事情最为荒唐?莫过于衣冠上国居然用活人陪葬，还有被后人追认为贤帝、明君的帝王也无法避免自私、害怕孤独等，这些人类浅薄的陋性，竟然用万人陪葬。何等惨无人道的事迹!后世盗墓贼在盗掘汉朝墓地的时候，发现尸骨遍地，白森森一片，或许也会被惊吓过度。

　　殉人仪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丧葬恶俗，最早出现于父系社会。父权家族把自己的妻妾孙女侍仆，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对其有生杀夺予的权利。既然金玉珠宝都能随葬，人这种财物当然也可以。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王侯贵族死后，一般都会进行人殉，尤其是帝王死后，不陪葬的情况很少。而且陪葬的规格要求更高，人数也会更多。不过自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殉人现象有所减弱。在汉代为何人们对殉葬之风减弱了呢?大多数的观点表达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施行的暴政和秦二世的暴虐招致天下共怨，以及长期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缩减，曾经一度身为亭长的刘邦对此民情深有体会，他统治天下以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殉人仪式，同时还鼓励妇女多生育，发展生产。

　　汉代的帝王们都不主张活人陪葬。除了汉高祖刘邦之外，汉朝还有其他很多的皇帝也禁止在陵墓内实行殉人的制度。比如：汉武帝刘彻在位时，便有人上书提出废除人殉制度。《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记载，时儒生董仲舒上书，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就是建议朝廷打击当时的殉人现象。这一建议得到了刘彻的重视，并影响到随后诸位皇帝的执政行为。还有一个事例是关于汉宣帝刘询。刘询也是很反对殉人的。《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记叙，汉宣帝刘询在位时，缪王刘元要求他的侍女一起殉葬，时大鸿胪禹奏称：“(刘)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这奏折得到了刘询的认可，刘元被废除了封国的国君称号。

　　虽然刘邦禁止殉葬，但是这种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九)记载，“时又有开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数日而有气，数月而不能言，郭太后爱养之。”这名西汉时期殉葬女子，偶然因为盗墓者盗墓而复活的奇事，东晋张华撰写的志怪小说集《博物志》记述到这件事。除了上面古书上的描述，证明汉代存在殉人现象真实是存在的，还有下面现代考古界的一个例子。1976年6月份，广西贵港市贵城镇发现了“罗泊湾汉墓”，此墓在考古发掘前曾多次被盗窃过。专家们发现里面有7具殉葬的尸体。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认为，这7具尸体的人骨架上没有损伤，不可能被刀剑杀死，是毒死的可能性极大。他们入殓的时候，还穿着考究的服饰，平躺直肢的姿势，体态自然，像是死后入葬，是殉人的方式。例如在二号殉人坑中，包裹骸骨的竹席保存完好，但头颅倒置，裹置在席内，还有一只平头鞋却露在席外;而四号坑里，发现的是殉葬棺，其棺身虽然有一些腐朽，棺内骸骨还没完全化为泥土，在死者手腕西侧发现两粒琥珀珠，在盆骨位置有一枚铜带钩;在五号坑内也是殉棺，不过相对其他的来说就很简陋，内面的尸体用要么草席、要么竹席包裹，尸体的姿势一般都是平躺直肢。

　　另外汉景帝的“万人陪葬坑”也可以证明殉葬现象也并未完全在汉朝皇帝墓葬中绝迹。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说起汉景帝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君，后人将其及其父汉文帝的统治时期称为“文景之治”，与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和孙子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贞观之治”等齐名。需要大书特书的是，汉景帝在位期间，继承了汉文帝之举，推行“轻徭薄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上文帝和景帝统治期间的几十年里，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所以随着生产的逐渐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加上汉景帝仁慈恭俭，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使得海内富庶，国力强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此举也为以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难怪《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过，在汉景帝统治时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意思是说国家粮库中的粮食太多，堆积在一起不能散热都发霉了。而由于粮价低廉，黎民百姓的钱币都花不完，放在家里都生锈了。这种说法虽然有所夸张，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景帝的政绩斐然。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驭民有术的皇帝，让一万多人为他陪葬，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到极点。

　　既然能用万人陪葬，那么他陵墓规模的宏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来详细地了解一下汉景帝刘启的陵墓的状况。阳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上，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高陵县三县区，是汉景帝刘启与其皇后王氏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这座陵园始建于公元前153年，至公元前126年竣工，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修建时间长达28年。政府现已建成汉阳陵博物馆，是一座巧妙融合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历史文化与园林景观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可以说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帝陵园内有86座从葬坑，共占地6.6万平方米，分别位于帝陵东南、后陵正南的南区从葬坑和帝陵西北的北区从葬坑。在南区的14座葬坑，考古学家们进行部分试掘或整体发掘后发现，这些坑中有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有堆放粮食的仓库，还有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这些动物比陶俑的体积还要小一些，并且排列整齐、阵容庞大组成了“地下动物世界”。以及一些金属器物，如铜族、弩机、带钩、马衔、“半两”钱、铁矛、剑、凿、铸等，还有陶井、灶等。这些都是配陶俑的，属于缩小比例的模拟品。但制作精巧，加工细致，一丝不苟，是与陶俑具有同等研究价值的“冥器”，这些陶制品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生活的场景。

　　汉阳陵的刑徒墓地位于帝陵西北约1.5公里远，整个面积达8万平方米，葬于此地的刑徒约在万人以上。汉阳陵闻名于世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万人殉葬的墓地，这些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相互枕藉，埋葬草率，均无陪葬品。骨架上大多戴有“钳”“钛”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情形，汉景帝实际上是在自己的陵区内单独设置了一个刑场，用以处决一定范围内的刑徒，这样即可以使自己死后不孤单，也有效地解决了这些死刑分子给监狱带来的拥挤。因此，汉景帝设置这样一个“万人坑”，实在是一箭双雕之举。真是可悲可叹!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野蛮逐渐走向文明的历史，殉人制度只有在野蛮的原始社会才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如果在人类发展到封建社会还经常出现这种殉人的情况，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从古代原始社会各个部落将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杀掉到后来将其作为奴隶，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到了文明高度发达的汉朝，明文禁止殉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值得称颂的事情，但终究还是没有在汉朝彻底地解决殉人这个问题。(文章摘自 《盗墓趣话》 作者：张燕军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刘启爱护百姓、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当时的社会更加安定，百姓更加富足，封建统治秩序日臻巩固;尤其是在他谦恭简朴、以身作则的带动下，社会风气也日趋好转。汉景帝因此被后人奉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膜拜的好皇帝，却先后做出了怒杀吴太子、饿死邓通、腰斩晁错、冤死周亚夫，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的事情来，无不暴露了一代明君暴戾残忍的另一面。

　　刘启(前188~前141年)，汉文帝刘恒的第四子，因为三个哥哥早死，才幸运地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7年6月，汉文帝病逝，32岁的刘启登基，即汉景帝。汉景帝的暴戾残忍，并非当了皇帝后才养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意思是说，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太子在京城与刘启下棋时，由于无礼耍赖，且态度十分骄横，被刘启以棋具击杀。当时，刘启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博弈之争，就把自己的堂兄弟给活活打死，可见他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暴戾的骄悍之人。

　　如果说打死吴太子，尚有些年轻气盛的因素，那么汉景帝即位后对邓通的修理，可就明显的是处心积虑了。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深受信任和恩典，并“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据《史记·佞幸列传》记载，汉文帝曾患痈疽，邓通便用嘴为其吸吮脓血。“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 天下谁最爱我者乎? 通曰： 宜莫如太子。 ”为了检验刘启是否真的最爱自己，刘恒就让他像邓通那样为自己吸吮脓血。刘启不得已只好照办，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刘启听说“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汉文帝死后，汉景帝掌权后不久，便“尽没入邓通家”，甚至一根簪子也没留给邓通。可怜邓通从一个大富翁变成穷光蛋，“不得名一钱”，最后竟然饿死在了别人家里。

　　汉景帝在位期间，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七国之乱”了。这次叛乱的导火索，就是晁错的《削藩策》。其实，削藩的点子是汉景帝出的，晁错只不过是把景帝的意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已。但是，一旦狼来了，晁错就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成了汉景帝推卸自身责任的替罪羊，成了汉景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无辜牺牲品。“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是汉景帝扣在晁错头上的帽子;诛杀晁错，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汉景帝派人到晁错家传旨，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可怜晁错为汉家天下日夜操劳，临死前竟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最后落得个腰斩的悲惨下场，全家人也一起遭难。为了求得一时苟安，汉景帝昧着良心“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其残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

　　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臣，却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汉景帝改立太子时，周亚夫表示过反对，因此开始被疏远。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时，周亚夫认为背主投降之人不应封侯，汉景帝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周亚夫身为丞相，多次建议均得不到采用，加上他在宫廷树敌较多，只好称病辞职，这正中汉景帝下怀，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职务。周亚夫辞相后，汉景帝还不满足，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场闹剧来戏弄周亚夫。一次，汉景帝在宫中赐给周亚夫一大块肉。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割，也没有筷子，知道是皇上故意戏弄自己，心中大为不平，令尚席官去取筷子。汉景帝竟笑着对他说：“这还未满君意?”周亚夫一听，怕得要死，赶紧起座下跪，脱帽谢罪，感谢皇帝赏赐，君臣不欢而散。后来，周亚夫因其子买县官器具受牵连。汉景帝授意廷尉以谋反案进行审问，周亚夫悲愤交加，在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周亚夫死后，汉景帝怒气未消，下令绝其侯国，不准周亚夫之子嗣为侯。

　　对待功臣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会怎么样呢?汉景帝共生了14个儿子，其中栗姬生的刘荣为其长子。公元前153年，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三年后，因为栗姬失宠，汉景帝废刘荣为临江王，另立刘彻为太子。临江王宫比较狭小，起居不便，刘荣便想要扩建，偏偏王宫旁边就是汉文帝的祭庙。于是，刘荣被人以“侵占庙地”的忤逆恶行，告到了景帝面前。对于这桩牵强附会的案件，汉景帝没有亲自询问，而是打一开始就把儿子交给了郅都。郅都是有名的酷吏，理狱虽秉公，但也极严厉，落在他手里，如羊入虎口，绝无生路可言。可见，对于这个失宠、失势的儿子，汉景帝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至少在情感上已经抛弃了他。果然，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想写信直接向父皇谢罪，郅都不许。窦婴闻讯后，派人悄悄送来刀笔。刘荣向父皇写信谢罪后，绝望地在中尉府自杀。刘荣自尽的消息传来，汉景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责和惋惜，只是不以为然地下令收葬了事。

　　用文臣而诛杀文臣，取武将而冤杀武将，仇邓通而饿死邓通，废太子而逼死亲子，汉景帝过河拆桥、翻脸无情、睚眦必报、寡恩忍杀的另一面已经跃然纸上。而在平息七国叛乱时，从他所颁布的“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 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的诏令来看，汉景帝确系一个好杀之人。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葬阳陵，从阳陵南边发掘出数里长的殉葬坑规模估算，殉葬的刑徒应在万人以上，很多骨骸的手脚上还戴着镣铐，有的被斩首，也有的被腰斩。这一具具白骨，一件件刑具，无不向世人哭诉着汉景帝的暴戾和残忍。

　　汉景帝死后，没有像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那样称宗立庙;在后人所讲的“汉称七制”中，汉景帝也没有像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那样得到一席之地。这样的归宿，不能不说是与汉景帝生平虚伪、奸诈、寡恩、忍杀，致使亲戚寒心、臣下伤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