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盛著称的唐朝只存在289年，而弱宋却能存在300多年，这是为何？

　　军力积弱的两宋，为何能存在300多年?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两宋不间断的持续了319年，超过了以强盛著称的唐朝(289年);另一个强大的王朝——两汉虽然加起来达到了407年，但中间有17年的中断期。所以从理论上而言，宋朝是中国大一统时期寿命最长的王朝，这完全违背了大多数人脑海里“宋朝积弱”的印象。但凡事不能只看结果，跟前代王朝做些对比，就会发现其中原因。

　　历代大一统王朝兴衰的简史

　　秦朝

　　秦朝灭亡的原因不能简单归为残暴。秦朝的建立，结束了数百年的分封制，东方各国那些失去既有利益的贵族阶层不忿、士大夫阶层失落、普通民众短期内难以适应，都为王朝的不稳埋下了隐患;加上南征北伐、大兴土木，更是严重加剧了社会负担;而秦二世变本加厉，连关中老巢内部的稳定都被破坏，最终惨被基层公务员刘邦、各国复辟贵族联手推翻。

　　西汉

　　“汉随秦制”，西汉通过削藩、推恩令，历时上百年终于彻底消灭了分封制，并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制度与思想基础;在军事上，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也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空前拓宽了中原的生存空间;在经济上，前期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中后期掺入了国家专卖制，有效遏制了民间资本的肆意扩张。到了注重吏治的汉宣帝时期，西汉王朝达到了大一统王朝第一个发展顶峰。

　　但从汉元帝时期起，土地兼并、外戚专权愈演愈烈，儒生王莽顺利篡权;但他的改革，如恢复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降低藩属国的级别等，虽然看起来很美，但本质上是脱离了现实的盲目复古，难以动摇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最终挨板子的还是那些底层老百姓。结果，“民穷，悉起为盗贼”，官逼民反，绿林、赤眉军蜂拥而起;而上百年全民皆兵的体系，使得农民起义军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在昆阳之战后，王莽的新朝很快覆灭。

　　东汉

　　刘秀的发家，也与绿林军脱不了干系，所以他对于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感触颇深。在建立东汉后，他虽然大体上继承了西汉的各项制度，但也进行了若干改革，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三项：其一，削弱三公的实权，将相应职能转移给低级别的尚书台，以“有位无权、有权无位”来杜绝大臣专权;其二，将对地方大员“刺史”的考核权收归皇帝之手(以前由三公负责);第三，罢免郡兵：

　　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

　　即：中央军已经够强了，原各本郡县定期征集、训练的义务兵就罢免了吧。这一命令的目的很明显：削弱民间武力、维护政权稳定。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胡兵(匈奴等少数民族士兵)逐渐受重用，东汉末年的董卓正是以此起家。

　　随着世家豪族势力无限扩张，土地兼并，再加上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极度腐败。最终的结果是中央逐渐失权、地方豪强拥兵自重、流离失所的百姓揭竿而起，坚持了195年的东汉就这么结束。

　　两晋

　　跳过大家熟悉三国时期。与之前的王朝相比，司马氏篡权的难度堪称傻瓜级，不过覆亡的耻辱度也开创了新纪录，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咎由自取：

　　经济上，土地兼并达到了新水准，担任吏部尚书、位列“竹林七贤”的山涛胃口大到吞并公田;权贵公然比富，甚至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整个社会视财如命，甚至诞生了揭露这一现象的《钱神论》。不过奢侈只是权贵的专享，原本就贫苦不堪的老百姓，面临天灾时大量沦为流民、四处乞讨求食;

　　政治上，为了避免司马氏政权也被权臣篡夺，司马炎复活了早已消亡数百年的分封制。但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夺权，自家的子弟互砍起来比臣子更狠，八王之乱将晋王朝强大的军队消耗殆尽;而被中原视作打手、苦力的内迁少数民族则趁机起兵，司马氏灰溜溜的逃到江南苟延残喘。

　　东晋则步入了被世家门阀掌权的处境，但仍旧内耗不休：在面对北方的威胁时，王、谢、桓等豪族可以暂时抛弃成见、团结协作;但危机一过，立即开始狗咬狗，甚至还出现了王敦、桓玄等反叛行为，祖逖、桓温等人的北伐则因受内部掣肘、不了了之。直到出身北府兵的刘裕时期，才终结了两晋155年的腐败统治。

　　南北朝

　　但是，刘裕也未能建立起能够改革旧弊、适应现实需求的新制度，在他死后，其后代也步入了骨肉相残、政治腐败的死循环，最终被大将萧道成篡夺;其后的南齐、南梁、南陈，大致也逃不过这样的怪圈。

　　而在北方，终结各方乱斗的是鲜卑拓跋氏。他们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北魏政权后，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开启了全面汉化之路。但在晚期，随着权贵的腐化堕落、普通百姓与边军日渐困顿，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六镇起义，并逐渐蔓及内地。在平乱的过程中，尔朱荣崛起;但他还没来得及复制曹操的光辉业绩，就惨死在女婿孝庄帝之手，其后北魏演化成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最终由周武帝宇文邕统一了北方。

　　没不久，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后，大权落入了岳父杨坚之手。杨坚挟外孙以令中外，以高超的政治手段，铲除异己、大刀阔斧加强集权，短短一年内就实现了改朝换代。

　　隋朝

　　隋朝时最让人唏嘘的朝代。杨坚在位仅23年，却创造了别的朝代几代人都难以实现的壮举;

　　“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推广均田制、改革税制，同时以身作则、厉行节约，短短20余年，就让隋王朝“衣食滋殖，仓库盈溢”，人口更是实现了封建时代罕见的暴增：“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

　　政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中央机构设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初步实现权力制衡;将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改为州、县两级制，裁汰冗官、节约开支，加强行政效率;创立科举制，选拔庶族人才进入统治阶层，稀释权贵势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

　　军事上，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源自北周时期“兵民合一、兵农合一”制度。依靠着强大的军力与外交手段，杨坚以极小代价分裂、降服突厥，并平定南陈，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虽然也有一些积极的政绩，比如继续落实均田制、科举制，修建运河、修补长城、开拓西域等等，但由于过于冒进、好大喜功，加上不顾客观规律、过于频繁远征高句丽，给民力带来了巨大消耗。最终在各地农民起义爆发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李渊抓住机会起兵，并凭借更加成熟的手腕笑到了最后。就这样，强盛的隋王朝仅仅存在了38年，犹如昙花一现。

　　唐朝

　　唐朝是我们最熟悉的封建王朝，也是令无数人魂牵梦萦的黄金年代。但按表现来说，唐朝被安史之乱分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阶段：

　　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时期，其间虽有波折，但总体上大唐呈积极向上之势。踩着隋王朝杨氏父子的肩膀，李唐强化三省六部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集中与制衡;大力推广科举制，扩大人才来源、稀释豪族世家的影响力，极大稳固了政权的统治基础。在军事上，一改历代有限进攻的策略，积极对外扩张，不仅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实际控制范围甚至远达中亚。在唐玄宗时期：

　　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然而扩张的背后隐藏着惨痛的代价，在李世民时期，以均田制为基础，府兵制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并且实现了有利于中央的优化组合，比如全国634个军府中，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就占了261个，实现了战斗力与控制力的完美结合。但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崩溃，加上战事频繁、战线过长导致的兵役繁重困境，府兵制难以为继。到了唐玄宗时期，开始实行募兵制;同时为了积极拓边，陆续在边境设立军镇，将军、财、政等大权集中于节度使之手，虽然缓解了中央财政压力、极大提升了战斗力，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重外轻内、军人权力过大的隐患。

　　此外，李林甫长期专权，吏治日渐败坏;为了便于控制边镇、避免内外勾结，李隆基大量起用在朝廷里没有裙带关系的外族将领为节度使，最终却养虎为患，造就了将唐朝打断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唐，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多元压力下，唐朝一直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普通百姓更是没了初唐时期生活富足、精神强大的生存状态;王仙芝、黄巢起义，则是压垮唐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平定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朱温、李克用等大小军阀逐渐各自为政。公元907年，朱温正式建梁，存在289年的唐王朝正式灭亡。

　　而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则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升级版，就像安重荣说的那样：的“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后周托孤大臣赵匡胤黄袍加身。

　　宋朝建立的新秩序：摆平了内患，却奈何不了外敌

　　从上文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王朝是亡于外部敌对政权;只要内部没有大问题，外部政权压根没有鸠占鹊巢的能力。其中仅有两个特殊案例：

　　其一是西晋，但其灭亡的本质是祸起萧墙：首个称帝的氐族李氏政权，祖上早已内附中原，他们的支持者大多是中原流民;而创立赵汉政权的刘渊，则是西晋王朝的体制内官员——“匈奴五部大都督”。所以严格来说，西晋不是亡于外敌。

　　其二是五代时期的后晋。起初石敬瑭以割地、称臣为代价，换来了契丹人的支持，并一举灭亡后唐;而他的接班人石重贵很快与契丹翻脸，双方互有胜负;但撑得住外敌、却扛不住内贼，其后大将杜重威、张彦泽临阵投敌，石氏亡于内外夹击之下。

　　因此，对于宋朝之前历代的覆灭，可用最精炼的几个关键词来总结：土地兼并、外戚专权、宦官参政、权臣夺位、武将篡权、农民起义，这些矛盾往往伴随着天灾集中爆发。

　　所以宋朝建立后，统治者深深认识到：内忧是“腹心之患”、外敌是 “癣疥之疾”;在一定时期，外敌的存在，反而成了促进内部团结的积极因素。鉴于此，从赵匡胤开始，他们对政治、军事、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以扼杀上述导致王朝内部崩溃的因素：

　　官、职分离，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仅授予高官、厚禄，而不给实职，即养起来却不赋予权力;

　　分权，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方权力不相上下、互相不受管辖，并且设置了参知政事来削弱、制衡宰相的权力;

　　重内轻外、重文轻武。为了消除唐末、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现象，赵匡胤扩充禁军、架空地方厢军，同时以文官掌握地方行政、财政大权;而禁军中，有一半驻扎在京城及周边，剩下的一半则分散在各地;同时还创造了“更戍法”，各地禁军每隔一两年调换一次，实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还不放心，每次对外用兵都以文官为统帅，彻底扼杀武将作乱的能力。

　　在这样的组合拳下，宋朝实现了朝廷压制地方、文官驾驭武将，避免历朝历代武力冲击政权的现象。

　　并且，为了鼓励人们从事文职，宋朝很是下了一番力气：

　　大幅提高科举名额，平均每年的进士录取人数是唐代时的数倍;并且，一旦中进就能成为公务人员，为此不得不设置了多到令人发指的闲职，以至于给财政带来了极大困难;

　　为了提高臣子们的忠君意识，宋朝的科举考试将儒家传统经典列为主要内容，儒家从此彻底在社会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赵匡胤兄弟还传下不杀大臣及言官的家训......

　　相比较之下，军人则薪酬微薄、脸上刺字，遭受物资与精神的双重歧视。两宋时期，大多数社会精英都弃武从文，这也是宋代的文化、科技空前繁荣的主要原因。

　　雇佣兵制，削弱民间武力。两宋时期，精锐的禁军和地方的厢军都是吃皇粮的专业军人;在北宋时，出于现实的需要，西、北方沿边部分地区也有部分民兵，他们的主要功能是辅助政府军。除此之外，其他老百姓基本没有系统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所以，虽然两宋期间共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400多场，却没有一场能够像汉时的绿林、赤眉、黄巾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那样对政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对土地兼并视而不见。晚唐及五代以来，各地尤其江南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百姓只得依附土豪地主，跟农奴几乎毫无区别(宋仁宗时才得以缓解)。而到了南宋时则更是变本加厉。宋理宗时期，孙梦观进言:“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刘克庄则称:

　　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

　　加剧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是宋朝廷的横征暴敛：“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宋朝的赋税几乎是唐时的6倍，老百姓竭其所有仍无法满足朝廷的压榨，不得不投靠豪官大族，由此导致弱肉强食的现象无限制的发展下去。

　　而宋朝之所以对土地兼并现象放任不管，主要有两个考虑：首先，财富不管放在哪，都是朝廷的：“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宋人王明清语)。其二，通过放松土地交易限制，来实现促进市场竞争、资源优化、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同时，为数庞大的失地农业人口，在客观上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工商业空前发达，政府及统治阶层的富庶程度也达到了新顶峰。

　　宋代统治者通过总结历朝历代的覆亡教训，以制度的力量，将外戚专权、宦官参政、权臣夺位、武将篡权、农民起义等不安因素彻底扼杀，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的种种因素，使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创造了史上最长的单一王朝不间断执政记录。

　　但万事皆有利弊。一方面，重内忧远超外患、重文轻武、重内轻外，不仅抽去了军事人才的生存土壤，还使中原王朝失去了过去千余年的尚武、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之前的后晋主动将中原的北方屏障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对方兼具了农耕与游牧的双重优势，由此滋生了中原王朝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内外两种因素交织之下，北宋虽然有远远超过后汉、后周数倍的国土与人口，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能力，却一直未能向历代那样对西、北少数民族争取保持强势压制，使外部不断产生越来越强大的敌人，中原王朝在千百年来首次失去了地缘政治中的强势地位。

　　一句话来总结：解决了内忧，却放任了外患，也许这就是宋朝能持续319年，却最终被北方民族一步步赶下大海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