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强汉盛唐相比，富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

　　宋朝与强汉盛唐相比，富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历史屋小编告诉你。

　　强汉盛唐，这两个朝代是古代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巅峰，时至今日，仍让无数华夏儿女为之骄傲。但其后的宋朝则颇具争议，一方面，它的技术、文化等成就让任何朝代难以望其项背;但在国防及军事上，则处于持续数百年的被动挨打之中，完全颠覆了“富→强”的思维概念。

　　因此，如今有这么一种观点：宋朝之所以不如汉、唐，不是输在经济方面，甚至也不是军事方面，而是输在精神上。

　　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时代不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宋时期的经济当然是领先汉唐。但由于敌我形势，以及军事制度上的矫枉过正，宋朝对外体现出的气势完全没了汉唐之风，给人一种精神缺失的印象。

　　单论经济，两宋超过了汉唐，但综合国力并不占优

　　社会的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是生产力的进步。由于时代的原因，两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远远超过了汉唐。以最直观的人口对比为例，两汉顶峰时期的人口约6000多万，其中在汉武帝即位之初约4000多万。唐朝时的人口顶峰是在唐玄宗时期，约900万户，具体人口，有说6000万的，也有说8000万的;而在对外强势的贞观年间，由于隋末战乱的影响，人口仅400多万户。

　　而两宋在这方面就强势的多了，虽然土地面积落后于汉唐，但北宋人口顶峰曾高达1.2亿，偏安一隅的南宋也有8000多万。究其原因，是两宋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占城稻的推广，极大缓解了千百年来的粮食问题。同时，活字印刷术、纸币的出现，也标志着宋朝时期的科技、文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但国力的指标不能仅是经济和科技。汉唐两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综合国力的两个顶峰时期;“汉人”、“唐人街”，这两个朝代成为了中国人的标志与象征。这反映出，军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李世民“天可汗”的威名相比，两宋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远远称不上强国。

　　因此，由于技术及经济的进步，两宋的军事硬件自然是领先于汉唐的;但由于制度的原因，导致了宋朝的精、气、神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提并论。

　　相似的王朝建立初期形势，不同的发展走向

　　汉、唐、宋初期，周边的安全形势都不容乐观。

　　西汉初年，趁着中原连年战乱，北方的匈奴强势崛起，巅峰时期号称“控弦四十万”，刘邦被包围在白登，则成了汉王朝的奇耻大辱。

　　唐初，周边形势则更危险：北方的突厥人无比强大，李渊父子起兵之初甚至不得不与其结盟;公元626年，突厥大军一度兵临长安城外围。此外，西边吐蕃王朝强势崛起、鲜卑政权吐谷浑也一度主动挑衅。

　　北宋初年，最大的外敌无疑是契丹人。与汉唐时期不同，此时的契丹由于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已不是个单纯的游牧民族。

　　因此，北宋与汉唐一样，成立之初即伴随着外患，而且其敌人还非同一般。但在接下来的走向方面，汉唐高度相似，宋朝却独一无二。

　　西汉初年，经过几十年的和亲与休养生息，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开始了与匈奴持续上百年的战争，并且在汉宣帝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其后东汉窦宪封燕然山，更是掐灭了匈奴死灰复燃的苗头。在打压匈奴的过程中，中原王朝首次开拓了河西走廊与西域，为后世奠定了疆域雏形。

　　唐朝李世民则更加生猛，经过贞观初年短暂的恢复，就趁着突厥内乱，一举突袭大漠，将突厥人连根拔起。同时往西设立安西都护府，往东北打压契丹、靺鞨并讨伐潜在的威胁高句丽，直至安史之乱，唐王朝一直致力于对外开拓，势力一度到达中亚。

　　而宋朝初年则是另一幅景象。在首度北征不利后，宋王朝通过澶渊之盟与契丹达成了暂时的和平，开始休养生息。这依稀有西汉初年的影子。

　　但开头相似，结局却差得远。宋朝不仅一直无法解决契丹威胁，在西边拿新崛起的西夏也毫无办法，其后在女真人、蒙古人兴起后，两宋更是接连遭受奇耻大辱。

　　造成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两宋的相关政策与汉唐不同。

　　宋朝矫枉过正的政策：重文轻武、重内轻外

　　汉随秦制，对于秦朝商鞅变法建立起来的军功爵制度，汉朝继承得更为彻底，以战功不仅可以在部队中升迁，也可以获得治理国家的官吏职位。大将军一职，是军队最高职务，也是无上的军人荣耀。整个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一直对外保持着强大的武力;即使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主要是因为土地兼并、政治腐败造成，军事上仍然对外持续碾压。

　　唐朝则更加尚武，从李世民的贞观年间直至安史之乱前，只要内政没有大问题，历代帝王一直孜孜不倦的对外用兵，使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大为拓宽。

　　而到了宋朝，为了避免中晚唐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暴力夺权局面重演，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彻底消灭了中原王朝的尚武基因：

　　打压军人待遇和地位，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只有两宋时军人成了不被人待见的职业;

　　与之相反，从文则可以名利双收。不仅如此，即使军队出征，也要受文人的掣肘。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两宋军队战斗力堪忧。

　　重内轻外，两宋的统治中心附近常年维持着庞大规模的中央禁军;边镇军力则维持在极低的水平，缺少知敌知彼的精锐对外军事力量。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政策的引导下，宋朝时期绝大部分社会精英弃武从文，这也是两宋经济、文化、技术笑傲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原因。

　　也正是如此，两宋时的政权极其稳定，虽然爆发了数百次农民起义，但赵家王朝一直牢牢掌控者统治权。但过于重视对内掌控，代价就是失去了对外的进取精神与尚武之风。

　　可以说，宋朝时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对抗的分水岭

　　宋朝之前，中原王朝一直对外持续保持着强大压力，将威胁扼杀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宋朝开始，中原首次失去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掌控，并且首次被少数民族夺取了全部政权。

　　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只是一部分客观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由于统治者过于强调统治权，没有危机意识与领取精神;安于现状，扼杀了汉民族的尚武之风。结果却极其讽刺：内部的朝代更迭是被消灭了，对外面的新兴力量却毫无掌控权，最终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