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三次科举落榜，他是如何成为一代名臣呢？

　　在大清中兴四名臣中，有一个人与其他三人明显不同，他没有显赫的家室，也没有辉煌的学历，他一生三次科举三次落榜，可谓失意落魄，但是他却成为了贡献最大的那一个，他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在他的一生中，总是表现得如同一个愤青，个性张扬。

　　这当然与他早年的怀才不遇有关。3次会试，却3次落榜，终身只是个举人，这在讲究学历的中华帝国，无疑是人生的负资产。落榜之后，一般就是如何奋争的励志故事，而左宗棠的优点在于，不再将精力放到钻研公务员考试入门之类，而是精研舆地、兵法，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种出道晚的非典型干部，往往个性鲜明、敢于亮剑，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都敢蹚一蹚。这种个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被体制“格式化”之前，一直都在野蛮生长;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长期都被边缘化、却竭力在争夺阳光、空气和水，一旦破茧而出，便会紧紧抓住手边的机会，用足用好，也就“大行不顾细谨”了。

　　左宗棠给湖南巡抚骆秉章打工时，已经年过不惑，却依然生猛，常在办公室内慷慨论事，旁若无人。这本来是犯了办公室政治的大忌，但是左宗棠运气好，摊上了一个好领导，骆会静静地听他夸夸其谈，并不阻止，更不批评。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闹得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樊燮案”。这是左的愤青性格，给自己招来了不测之祸。还好他的儿女亲家郭嵩焘当时是“南书房行走”，属于中央办公厅的高级干部，为了保他，甚至向皇帝说出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重话。曾国藩、胡林翼等前线将帅也出面说情，最后保下了左的性命。

　　在中国特色的官场中，坏脾气足以害死人，而左宗棠能创造不死的奇迹，其实还是托庇于那个动荡的时代——当这个政权在拼命自我拯救的时候，对于坏脾气的人才，也就有了更高的宽容度。

　　“敌友”莫辨

　　作为幕僚的左宗棠，虽然个性张扬，毕竟手上没权，对于领导们而言是可用之才，而没有任何威胁。但是，一旦这个愤青自己开始掌握实权，就变得更加桀骜难以控制。

　　“樊燮案”后，左宗棠因祸得福，在体制内成了知名人才，不久就受命自行招募一支军队，这就是湘军中相对独立的“楚军”。而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左宗棠又被中央任命为浙江巡抚，正式开牙建府，却自此与曾国藩交恶。

　　先是在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围绕江西厘金的争斗中，左宗棠出乎意料地支持了沈葆桢，对抗曾国藩，这令曾国藩十分生气，此后只要谈到沈葆祯，便骂沈乃左的“死党”。

　　他们之间更大的冲突，在湘军攻占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之后。曾国荃向中央报称，洪秀全之子幼天王“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之中”，这一说法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但是，左宗棠偏偏要唱反调，报告说洪秀全之子其实已逃出南京，遁入广德。曾国藩恼羞成怒，弹劾左谎报，并指责左纵容杭州之敌逃逸，左亦反唇相讥。两人反目为仇，唇枪舌战。最后，洪秀全之子果然在南京之外的地方被捕，证明了左的正确，曾左二人自此断交。

　　后人读史至此，往往会扼腕叹息。作为“古今完人”典范的曾国藩，何以会在这件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低级错误呢?不仅令剿灭太平天国的功绩多了一个污点，也把自己一手培养的左宗棠搞成了政敌。而对左宗棠来说，虽然结果正确，却也难免给人恩将仇报、把曾家兄弟当踏脚石的感觉。毕竟，对于任何熟谙中国特色的官场中人来说，他完全有更多的办法既顾全面子、又顾全里子，而公开挑战曾国藩，似乎也太愤青了一些。

　　其实，在这一事件上，左宗棠一点也不愤青，曾国藩一点也没出错。

　　早在湘军光复武昌时，咸丰皇帝大喜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准备任命曾国藩署理(代理)湖北巡抚。但是，军机大臣祁寯藻进言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因此，曾国藩直到六七年后才得到地方的实权。而在他出任两江总督的同时，中央还任命了左宗棠和李鸿章分别出任浙江和江苏巡抚，这看似赏功任能，实际上却是对曾系人马分化瓦解，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掺沙子”的方式。

　　对于中央的这种难言之隐，以曾左李这样的人杰，哪里有看不出来的?不只左宗棠开始公然地与曾国藩叫板，即便李鸿章这样的曾系门生，也不再唯马首是瞻。只是，左、李二人独立门户的方式不同，左的方式过于令曾难堪了。

　　“愤青”成长

　　在左宗棠西征中，立下关键功劳的，就是帮助他筹措粮草资金的胡雪岩。而他们两人的关系，足以证明左宗棠在外表显示出来的愤青个性，或许只是一道高明的、非典型的官场包装。

　　左宗棠的西征军费中，有1595万两是胡雪岩从外资银行弄来的贷款。胡雪岩与老外们串通，通过多报利息，个人赚了288.33万两，如果加上外资银行支付的佣金，其利润高达537.82万两。对此，左宗棠不仅知情，还帮着胡总向中央解释为何利率如此之高。(参阅本报2011年5月23日《大清首善之死》)

　　没有任何证据直接证明左宗棠不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干部，但从救济境内的灾民，到捐枪捐炮搞军民共建，胡雪岩几乎所有的慈善行为，都是围绕着左宗棠进行的。这种特殊的“政治献金”，大大提升了左大人的政绩，也令胡总在仕途上年年有进步。

　　胡雪岩被双规后，债主盈门，把个专案组弄得昏头昏脑。忽然，左宗棠亲临专案组，接见债主，拿着账本亲为查询，这些官员们“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干严诘款之来处也”——怕这位左大清官追查巨额财产的来路。于是，左宗棠“将机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三十余万了之。”

　　这哪里还有点“愤青”的影子，分明是一个深谙宦海技巧的老吏。

　　而在围绕西征之前展开的“塞防”“海防”之争，后世往往将左宗棠等塞防派奉为民族英雄，而将李鸿章的海防派(主张先保琉球)斥为汉奸。倒是一贯以愤青面貌出现的左宗棠，留下了为李鸿章辩护的最好说法：

　　“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无暇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这哪里还有点“愤青”的影子，分明又是一个老成谋国的贤相良将。

　　左宗棠的愤青形象，实在只是一件剪裁得体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