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是迫于暴政才不懈奋斗的吗？秦国为什么给人以残暴的印象

　　秦国的故事大家真的了解吗?今天历史屋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秦始皇之所以能一统六国，光靠六位先祖的英明神武是远远不够的;上层建筑保证了方向与方法，基层无数秦人上百年的前仆后继，才是秦国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源动力。

　　但在史书的记录中，秦国的变法以残酷闻名，秦政则几乎是“暴政”的代名词。那秦人的不懈奋斗，是在历代帝王血腥鞭策下的被迫之举咯?

　　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首先看看，秦国为什么给人以残暴的印象。

　　商鞅：我认为，刑罚与杀戮合乎道德，儒家之义反而是残暴

　　战国时期的秦国，之所以给我们造成“暴政”的印象，主要源自两方面：

　　其一，商鞅变法的推行落实，伴随着大量的刑罚，曾经“临水论囚，渭水尽赤”，后世文人更是将其描绘为“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山丘”，脑补这些场景，让人不寒而栗;

　　其二，战国时期，他国君臣在提到秦国时，常用到诸如“虎狼之国”之类的词汇，《史记·陈涉世家》中则称“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

　　但如果我们据此就认为秦国对内长期施行“暴政”的话，将有失客观：

　　对于第一点，秦国对内大量杀人的情况，基本出现在前十年;而在商鞅变法推行十年后，据各类史料记载，秦国已经“家给人足，乡邑大治”，且“道不拾遗，山无盗贼”，非常的安定祥和，以至于当初控诉变法太残暴的秦人立场大变，甚至还有人刻意赶到咸阳，称赞商鞅变法好、商鞅变法妙：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

　　对于第二点，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对于敌国的观点，要反着看。在战国时期，东方各国之所以认为秦国凶残，是因为被打太惨、被斩首的士兵太多，不断失去亲人的各国百姓对秦人恨之入骨。就如同黄歇对秦昭襄王说的那句话：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

　　但在战场之外，根据现有史料，并未发现秦国曾对各国实施过屠城行为，甚至还多次将所占领城池的敌国百姓放归本国、改由秦人填充的记载;而秦朝末年的“暴秦”之名，则主要源自各国的灭国之恨，以及对秦制严苛的不满。

　　因此，对于“暴秦”的说法，下面我们只针对前一种情况：对秦人的刑罚。

　　在变法前十年中的激进行为，虽然残忍，但也事出有因：商鞅变法落实之迅捷、执行面之广、对社会触动之深，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极为罕见;而改革的对象，则是长期与西戎等少数民族战斗、混居、融合的西陲秦国，民风彪悍但粗野，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影子，以至于被东方各国“以夷翟遇之”。

　　行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秦国开展了将原有秩序彻底推倒、重新洗牌的大变革。而在任何时代，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莫过于改变世代沿用的习惯，以及被夺走手中的既得利益。而商鞅的应对手段也很简单直接：罚，甚至杀。

　　而面对他人的指责，《商君书·开塞第七》中，商鞅曾进行了驳斥：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即：以严刑峻法治国，能杜绝犯罪行为的产生，将会使国家强大;一个国家强大了，就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裕强大;如果两个邻国同时强大了，就会互相忌惮，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战争;如果全天下都能遵守法制，则天下太平、回归到大治的最高境界。

　　所以，自己以刑罚治国，是为了让人们不犯法，最终会反过来保护他们，所以很合乎圣人所说的“仁者爱人”的理念;儒家无视人性的复杂性，一味提倡以仁义治国，只会造成社会混乱，最终则会带来真正的残暴。

　　那么，如果制度只管民、不管官，或者百姓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那秦国的政治，也许就真的沦为特殊阶层的暴力工具了。所幸事实并非如此。

　　信赏必罚、一视同仁，秦国变成了不知疲倦的机器

　　在秦昭襄王执政后期，距离商鞅之死已经七八十年，儒学大家荀子前往秦国游历。在《荀子·强国》中，他记载了自己对秦国朝野的感受：

　　入境， 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 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 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 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 无治者，古之朝也。

　　秦国百姓朴实、守规矩，畏惧国法;

　　大小城镇的官吏态度认真、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

　　咸阳城的士大夫，公家、衙门两点一线，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明智通达、廉洁奉公;

　　秦国朝廷办事效率极高，每天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须处理完毕，一片轻松闲适，好像当天没有发生过任何大事一样。

　　因此，荀子感叹道：这真是存在于古代的理想国啊。(不过荀子最终还是挑了个刺：“则其殆无儒邪!”即没有儒家。这不是本文重点，在此不赘述)

　　而秦国之所以能实现为荀子所赞叹的治理成就，靠的只有一点：信赏必罚。

　　商鞅变法内容繁杂，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核心思想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取消贵族特权，一切荣华富贵的获得，只与两件事有关：打仗、耕种(女子得纺织)。

　　在此基础上，秦国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明尊卑爵秩等级”;当然，明尊卑不是为了摆谱，而是将其与具体待遇挂钩，以刺激各阶层围绕着农战疯狂奋斗：“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简单点理解，秦国的利益分配模式被彻底改变了。原本是“龙生龙，凤生凤”，贵族自带特权光环，躺着就能享受荣华富贵;如今，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挂钩，混吃混喝的时代结束了，权贵家中的仆人、食客都要按人头收税，并且会被朝廷从重役使;而普通老百姓，则可以突破原有阶级藩篱，得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有人可能要问了：后世王朝也都有赏罚，但在大部分时期，要么只奖励亲信、不惠及普通人，或者该罚时雷厉风行、该赏时百般抵赖.....总而言之，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秦国难道不会变成这样?

　　别说后世，即使在战国时期，东方各诸侯国正是有这个毛病：

　　今天下......张军数十百万......白刃在前，斧锧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韩非子·初见秦》)

　　东方各国全国百姓，扩军数十上百万;战场上利刃当前、刑具在后，可将士们仍旧崩溃、逃跑，很少拼死作战，这不能怪这些士兵，而要怪六国君主：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许下了重赏的承诺，却很少兑现;对于违反规则的将士，信誓旦旦要惩罚，却只挑软柿子捏、欺软怕硬;赏罚无道、言而无信，压根没人愿意为君主拼命。

　　而秦国则完全相反。商鞅变法，最常见的一个字就是：壹，也就是一致、统一、始终如一。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君主的政策，奖赏、刑罚、教化，必须对所有人都保持一致;

　　“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国家政策统一，老百姓就安居乐业，政府就有了信用，各级官员也就不敢以权谋私;

　　“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上下之称平”。国君政策统一、一视同仁，封官授爵来奖励民众，按照功劳来任用官员臣子，如此一来，自然公正，各阶层自然会竭尽全力、各展其能。

　　像上面这样的政策主张有很多，因此韩非子说：

　　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

　　韩非子活跃时期是在战国末期，也就是说，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百余年间，确实做到了信赏必罚、公平公正。

　　在这种制度下;在国内“甚畏有司而顺”的朴实秦人，到了战场上则是另一番面貌：

　　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第十七》)

　　想获得富贵，必须打仗;所以人们听说要对外作战，会高兴地提前互相祝贺;秦人平时所唱的歌谣，也都跟战争有关。因此，朴实的秦人，到了战场上就变成了虎狼之师。

　　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初见秦》)

　　秦人从离开襁褓到长大成人，即使这段期间从未见过任何敌人、一直在国内做个温顺朴实的老百姓，但一听说要打仗，立即高兴的直跺脚，个个在战场上甩开膀子、迎着利刃、赴汤蹈火。

　　这就是秦军可怕的秘诀所在，也是秦人持续战斗上百年而不知疲倦的根本原因。

　　刺激百姓，也约束官员，秦国官吏不好当

　　封建时代，官官相护、共同鱼肉百姓，在各个朝代都难以避免。那么，秦国是怎么做的呢?

　　上面提到了：“壹”，一视同仁。此外，针对官员们，秦国还有特殊的政策。

　　其一，严格到苛刻的行政效率要求。

　　“以日治者亡，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商君书·去强第四》)”当天处理完政务的国家可称王，到了夜里能完成的也能变强，但隔夜才能完成政务的国家，一定会被削弱。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商君书·垦令第二》)”绝不允许把当天的政事拖延到第二天才办，如此一来，心怀不轨的官员们就压根没机会剥削老百姓。

　　其二，上下一致的监督体系。

　　“吏虽众，事同一体也。夫事同一体，不可(《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有些诸侯国治国的方式很简单：多设置官员，寄希望于实现面面俱到的监管。

　　但官员再多，他们的利益也是一致的，而利益一致的人，只会互相包庇，而非互相监督。因此，秦国的督查办法是，设立不留死角的连坐制，官员、百姓间互相监督。

　　任何人员，若对相关法律条文存在疑问，都有权要求主管法令的官员仔细阐述;相应释法人员要将对应的内容明确写在文书上，同时列出具体日期甚至时辰，正式向有关人员详加解释。如果百姓触犯的法律项目，正好是官员没有宣告、解释过的，那么相应的惩罚将落到主管法令的官员身上，即使死了也逃不掉：“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也就永无时限的追责制。

　　秦国对官员的严格管理，即使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能看到效果。公元前213年，秦朝廷把那些徇私枉法、私自放罪人出狱、将无辜百姓抓进大牢的官吏悉数流放，要么北上修筑长城，要么到南越荒蛮之地去守边：

　　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筑长城及处南越地。

　　可见，在秦国/秦朝当公务人员，可并不是一件美差啊。

　　单纯的严刑峻法，只能维持一时之效，不能作为长久的治国之道。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一百多年里，能数代如一、持续推动国力的滚雪球般增长，能孜孜不倦、将一辈辈秦人捆绑在统一天下的大业上，靠的是制度提供的信用与公平，以及通过努力拼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毕竟，秦法虽严，但贵在一视同仁;农战虽苦，但胜过无辜而亡。

　　毕竟在同时期的东方各国，那些底层百姓们，即使再努力奋斗，也很难改变悲惨的命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的悲泣，难以改变楚国的民生;

　　“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馀粱肉”，邯郸之围时，出力抗敌的赵国百姓，困顿到拿人骨当柴烧、换孩子当饭吃;而平原君后宫成百上千的姬妾、侍女们，却仍旧养尊处优、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吃到腻......

　　史书常抓住秦国的严苛法律说事，却故意回避新制度给普通人带来的扭转人生的机遇;士大夫们为上古的贵族政治唱赞歌，却几乎只有屈原想到了在底层苦苦挣扎的老百姓。相比较之下，秦国的百姓，幸福感可高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