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本来仁厚，贾谊为何不能学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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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帝本来仁厚，贾谊为何不能学张居正?只因他不懂人性二字!

　　长安路途遥远，贾谊却始终视为咫尺，即使在离开长安的日子里，他也时刻关心着长安城中文帝的一举一动，并且屡屡上书言事，他难道不明白人在长安时自己的建设性意见都无法得到文帝的采纳，在遥远的长沙，他的上述更只能被当作文章供文帝欣赏。

　　不过贾谊回过长安城，而且是在文帝的力邀下，他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高兴，可惜见到文帝后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却是鬼神，文帝有信仰，如今的话来讲就是迷信。贾谊见到文帝时，文帝刚参与了一项关于鬼神的活动，或许他是对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存在不解，所以就问了贾谊，贾谊对答如流，在对答后贾谊已经知道，文帝不可能再起用自己了，这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几年后贾谊死掉。贾谊的死去无疑是他与官僚集团对抗的结果，即使有王室最高成员文帝的赏识，他也终究难以摆脱忧愤而死的命运。

　　贾谊死时，那位曾经诋毁过他的文帝宠臣邓通，正在享受着荣华富贵，邓通有理由享受这一切，文帝生疮，他亲自用口吸出脓血，而就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景帝来到床前，新农雪泰子萱面有难色，文帝曾让，相面者为邓通，看相者看完后说当贫饿死，文帝大笑：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当场就赏赐给邓通四川之严道铜山，特许他私人冶铜造钱，邓通后来奉旨回到故乡乐山大渡河开采铜矿，并用以铸邓氏钱，一时之间邓氏钱布天下，文帝死后景帝上台，这位阴谋家突然想到了当初给父亲吸脓血的是因邓通起，所以千方百计的将其全部家产充公，邓通贫困而死。

　　文帝不重用贾谊而用邓通，这不仅因为迷信的文帝所做的那个梦，还因为邓通不学无术，不会发表与文帝相抵触的建议，终文帝一朝，邓通富贵皆有，贾谊与之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而另一位当初曾经对他大肆攻击的周勃的命运却与他相近。

　　周勃是开国功丞，早在高祖皇帝起兵前他就居住在沛县，周勃高大魁梧却很少言语，在沛县他的谋生手段居然是编织，当然这是他的正业，有时候他也会坚持做丧礼的鼓吹手，由此可知这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这跟他高大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跟随高祖皇帝起兵后，他几乎参与了秦末汉初的所有军事行动，灭秦、楚汉战争，平定内乱，防御匈奴，周勃在军事上的贡献颇多，他开创了两种战法，一种是急速冲锋，相当于今天的闪电战，另一种战法是围城打援，围困住敌人并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的援军。

　　帝国开创时期武将风云，所以周勃名气并不大，但当一个有名气的武将被高祖铲除后，周勃就脱颖而出了，高祖皇帝驾崩前，所谓“安刘必勃”就是对周勃一个很好的肯定，结果也正如高祖皇帝所言，在吕后归天后，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诸吕的人，然后是迎文帝入主未央宫，这位老臣在文帝一行到达卫桥时做了一件很让文帝愤怒的事情，他居然向文帝提出借一步说话，史书对此的记载很含糊。以周勃的个性，他很可能是希望以私人的关系向文帝谈一些条件，而这一计谋并没有得逞，当场被文帝拒绝。

　　在文帝主政期间，周勃被任命为右丞相。一次，汉文帝问他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摇头，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又摇头，文帝就冷笑几声，然后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有主者。文帝问：主者谓谁?陈平回答，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依旧不依不饶：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陈平平静的回答，主臣。陛下不知其欲向是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文帝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此时周勃却感到一丝危机，事实上这不仅是简单的问话，自文帝以前辈的态度入住未央宫，又以和谐为本，来处理政事与丞相的关系以来，周勃以功臣自居的傲慢心态已表现的很露骨，文帝的这次问话只是想警告他，你不过是一个丞相，你的职责是向我负责，正是在这次问话后，周勃越来越不讨文帝的喜欢，在攻击贾谊的众人中，文帝独对周勃提出了建议，也说明了这一点，不久后周勃在文帝无形的压力下被迫辞去丞相一职，回到它的封国绛。

　　或许是因为年纪大而胆小起来，周勃始终觉得周围都是文帝的人，每逢河东郡郡守、郡尉下乡巡视各县抵达绛时，周勃都惊慌失措，恐怕他们负有特别使命对他进行处罚，所以他经常身披盔甲，在家人全副武装保护下，才敢出来接见。

　　这种情况自然会惹人注意，不久后文帝就下达了逮捕周勃的命令，理由是有人检举周勃谋反，在狱中周勃神经紧张，对被指控的各项罪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负责审讯他的官员开始对这位失势的的宰相诟骂凌辱，周勃的家人身明其中玄机，于是重金贿赂审议官员，希望审讯官员能给出几条明路，审讯官员收人钱财，自然替人消灾，就在录口供用的木简的背后书写：由公主作证。这里的公主指的是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此公主在几年前嫁给了周勃的嫡长子周胜之，公主出面作证，认为公公不会谋反，周勃的家人又找到外戚薄昭，希望他能说上几句好话，薄昭将这件事传递到了文帝的母亲薄太后那里。薄太后叫来文帝，并且用头巾摔这个孝子说：周勃除掉诸吕，身怀皇帝玉玺印信，控制北军重兵，他不在那时候谋反，而今住在一个小封地却去谋反，天下怎么有这种怪事儿?

　　文帝原本也没有想把周勃置于死地，他只是想以这个办法来警戒周勃的所为，借此机会他立即回复说：我并没有认定他谋反，已经调查清楚，马上就释放。于是派人“持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他的爵位跟采邑。贾谊在周勃深陷监狱中时，曾上书文帝，认为即使周勃不对，也不该用小小的狱卒来审问，因为周勃是重臣，刑不可上大夫。周勃是否知道贾谊为自己求过情，没有证据证明，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很快贾谊就已经不在人间了。

　　大汉帝国政治的阴谋在周勃身上再次得到体现，“有人揭发”这种卑鄙的告密者模式居然会被帝国的皇帝所使用，并且屡试不爽，韩信与彭越之死是因为有人揭发，周勃谋反同样是有人揭发，帝国政治阴谋不缺乏实验者，更不缺乏执行者，无论是毒辣的高祖皇帝还是宽厚的文帝，都将这封为经典，屡屡付诸实践。贾谊之死与政治阴谋无关，其所以忧愤而死全在于他得罪了大臣们，也就是说，客观而言，贾谊忧患而死与周勃被抓不是类似事件，贾谊之死与文帝没有一点儿关系。

　　文帝是历史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宽仁之君，他不但节俭，从他对贾谊的态度上也能看出他的仁厚来。吴王诈病不朝，他听从别人的建议赐以视为一种荣誉的几杖进行慰问，即使是在群臣力谏的情况下，这位皇帝也没有放弃他的慰问。有大臣犯有受贿罪被查出来，他非但没有责罚，反而更加赏赐金银财帛，令其自省。这虽然违反法治的原则等问题，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言，其仁厚的情感已无可置疑，在对待百姓上，有不利于百姓生产生活的规定，他都予以废止，以利民宿，无论是对贾谊的讽刺还是对其他大臣不客气的言辞问题都一笑了之。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贾谊为什么不成为邓通，不但可以得到富贵，而且能避开朝臣的纠缠，贾谊不是不想成为邓通，而是邓通这条路实在很狭窄，邓通能走上这条路来已经是千古奇才。

　　大汉帝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皇室，另一部分是朝臣群体，皇室里最具权威的是皇帝，而事实上真正有实力的应该是后宫，包括太后、太皇太后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裙带关系，大汉帝国的朝臣群体因为实力关系而倾向于保守，但他们一致对外的决心却从不保守，贾谊就是他们斗争的牺牲品，而邓通表面上是文帝的宠臣，实际上已经融进了皇室中，他已经成为皇帝最高成员文帝的亲戚，文帝一朝，也只有邓通才能做到这一点，贾谊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文帝始终把他看作是普通的臣子，朝臣与皇帝是最基本的是合作，但偶尔也有对抗，当朝臣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处于下风时，他们自然会寻找皇室的其他成员寻求保护，周勃后来之所以能出狱，皇室成员出力不小。

　　贾谊为什么不能走这条路?他是否可以效仿1000多年后明帝国的张居正与后宫和皇帝的宠臣打好交道，继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事实上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且不说贾谊的性格孤傲不需人助，只从皇室政治而言就绝不可取，无论是文帝还是其他皇帝都有人性的一面，最有精力最有理想的皇帝，都不可能每日把自己沉浸在朝廷政事日里，文帝的宠臣邓通，无疑就是帝王处理政事之外的一个很好的消遣，能走上邓通这条路的人必定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政论家，帝王在有臣子们为其出谋划策的同时，也必须要有人为其带来欢乐和消遣，贾谊是前者，邓通则是后者，身为忠诚的臣子，其所倡导的种种为政方略不能容于当时皇帝的为政范畴，其失败自然在所难免。

　　多年以后，无数文人都对贾谊给予了深切的哀思，然而这种哀思不但毫无意义，还使得贾谊成为怀才不遇的代名词，政治家王安石则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认为贾谊的一部分方略已经被文帝采纳，后人之所以把贾谊幻化成怀才不遇的典型，全是因为贾谊的多为，因为其提出的方略太多，其被用的那些已经被刻意的虚化掉。

　　但即使是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贾谊的诸多政治方略，即使不能容于当时的大汉帝国，也将荣于后世，说的夸张一点，贾谊无疑是是大汉帝国和平崛起时期一道不可磨灭的星痕，它既有经国的才略又有经国的赤诚，这种优秀的品质将会在以后的帝国岁月里激励着无数的政治才干为帝国呕心沥血，很多人一厢情愿的相信，贾谊的名字已经变成了经国大体的四个字，无论如何只有33年岁月的贾谊都不只是一种符号，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大汉王朝和平崛起时期扮演着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