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没有暴君？一个权力被监督最严格的朝代

　　每当一提起赵匡胤总会想起电视里面的那位，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

　　宋代历代皇帝都延续了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政策，大宋的士大夫犹如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俨然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

　　同时，士大夫的“膨胀”对于限制皇权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由士而仕，把“参政议政”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

　　陈桥兵变以后，赵匡胤为了避免重蹈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武人拥兵自重的覆辙，奉行崇文抑武政策，“以易武臣之能事”，赵匡胤一再宣称：“宰相需用读书人”。

　　宋代的士大夫犹如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

　　士大夫善谏、敢谏

　　宋朝士大夫善谏、敢谏，始终敢于“批龙鳞”、“犯天颜”，士大夫们在内心深处并未把皇帝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竭尽全力地向皇帝灌输纳谏的意识，认为君主应该做到从谏如流。

　　“自古人君，纳谏则兴，拒谏则亡。”

　　“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

　　王安石言道：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为父母之羞。”

　　即便是九五之尊，一旦行为不端，照样遗羞天下，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认为皇帝也会犯错，犯错了就应该批评指正。

　　士大夫是北宋的“顶梁柱”，他们通过科举制进入政治圈子后，表达出了强烈的“为民请命”的愿望，他们重视谏议的作用，在士大夫看来，如果皇帝不能纳谏、从谏，那么皇帝很容易就会成为暴君，国家就会面临危险。

　　宋代的士大夫把大臣善谏，皇帝纳谏放在了治国平天下的首要地位。

　　“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面对着士大夫的“敢言”、“善言”，宋朝皇帝并没有置若罔闻、嗤之以鼻，反而是予以尊重，认真听取采纳。

　　宋太宗就曾言：

　　“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

　　在臣子的“监督”下，皇帝的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敛。

　　宋仁宗即言道：

　　“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由此可见，臣子的敢言使得皇帝感到畏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制约皇权，防止了皇帝的“胡作非为”。

　　人人得而入仕

　　科举制的创立打破了豪门贵胄对仕途的把控和垄断，大量的农家子弟得以走进政坛。

　　宋朝是赵匡胤通过政变建立的，他对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形记忆犹新，为了避免宋代重蹈覆辙，采取了“偃武兴文”的策略，他登基后便发问：

　　“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

　　为了“息天下之兵与建长久之计”，赵匡胤解除了手下大小将帅的兵权，而代之以文官治国，在他看来，弱不禁风的读书人更可靠，“以易武臣之任事者”，宋太祖的崇文政策也为以后的历朝皇帝所效仿。

　　既然在治国上倚重文人，那么就要完善科举制度，为士大夫入仕大开“方便之门”。宋朝打破了科举制原有的门第限制，不重谱牒，不看出身，不讲身份，人人皆可参加，人人皆可入仕。

　　“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

　　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取士不问家士”成为了常态。

　　士大夫利用史官制约皇权

　　中国封建历史，从头到尾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与坐拥天下的皇帝相比，饱读诗书的士大夫是那么的“微小”。

　　“名卿士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

　　他们依靠皇权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过硬的“后台”和过多的经济诉求，却以“解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在大原则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只能巧妙地对皇权进行了制约。

　　“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

　　从中可以看出，在制约皇权的道路上，史官被宋朝的士大夫充分地“利用”起来，成为了他们制约皇权，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把“尚方宝剑”。

　　史官主要是记载皇帝的言行，将其编写成起居注、实录等，最后载入正史。吕公著曾经上书宋神宗，告诫道：

　　“人君一言一行，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

　　据史料记载，宋太祖时期曾有位官员有要事求见，此时宋太祖正在后苑玩鸟，官员紧急求见，所奏之事不过是平常之事，宋太祖大怒，举起斧子砸在官员嘴上，打落了两颗牙齿。

　　官员缓缓捡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不悦地说道：

　　“汝怀齿，欲讼乎?”

　　被打官员“有条不紊”地对回道：

　　“自当有史官书之也。”

　　显然，在宋朝，士大夫出身的史官是臣子制约皇帝的一大法宝。

　　“恐史官载之于史，被后人斥为暴君。”皇帝不得不大大有所“节制”。

　　士大夫以培养圣贤君主为己任

　　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具有以造福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和人生理想，被冯友兰先生称为“横渠四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他们思想的精髓所在和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

　　在封建专制的宋代，士大夫要想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就离不开圣贤君主的支持，为此，在宋代建立之初，士大夫就把如何培养圣贤君主提上了日程。纵观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往往都是圣贤君主少得可怜，残暴君主层出不穷。

　　而有宋一代反倒出了不少圣贤君主，究其原因主要是士大夫在朝廷上可以说得上话，历代帝王也注重以文化人，以文化己。宋朝开设有经筵，皇帝定期或不定期接受士大夫的教育，这也是宋朝臣子们限制皇权的一大举措。

　　在对皇帝进行教育之时经筵官往往是以老师自居，皇帝成为了课堂上的学生。在士大夫的严格教育下，宋朝皇帝大都养好了喜好读书的习惯，如宋哲宗说道：

　　“并无所好，惟是观书。”

　　中书舍人彭龟年曾指出：

　　“人君之学与书生异，惟能虚心受谏，迁善改过，乃圣学中第一事，岂在多哉。”

　　其中最为称道的就是宋仁宗。有史料记载：

　　“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

　　“所施忠厚之政”。

　　有一次台谏建议裁减后宫的奏折送到宫中时，宫女们正在给宋仁宗梳头。在得知大臣们要求裁减后宫的事情后，宫女们愤愤不平地说道：“现在很多大臣家里都养了不少歌姬舞女，官家的妃嫔侍女本来就少，凭什么只许他们享受快乐，不让官家身边多几个贴心人?宋仁宗答道：“台谏之言，岂有不从之理?”

　　宋仁宗果然忍痛割爱，将自己身边的一些侍女和妃嫔遣送出宫，听从谏官之言，裁减了后宫。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士大夫的培养教育，宋仁宗才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完美君主”。

　　在有宋一朝，士大夫不甘仅为皇帝的“奴才”，不断增强主人翁的使命感，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来实现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敢于进谏皇上，利用史官制约皇权，不断强化对皇上的儒学教育以培养出圣贤君主。

　　在宋代，士大夫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俨然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

　　士大夫的“膨胀”对于限制皇权有着积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宋朝没有出现暴君，与士大夫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得不说这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