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为何会选择归隐呢？是自己的选择还是对世俗的无奈？

　　王绩出身官宦世家，却对仕途没有兴趣，反以陶渊明为偶像。他自幼好学，博闻强记，但从小就不安分。

　　15岁时，王绩去长安游历，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杨素与他谈笑时，发现他谈吐非凡，有英迈之气，因此称之为“神童仙子”。没过几年，王绩便“应孝廉举，中高第，授秘书正字”。但他生性简傲，受不了朝廷里的各种规矩，就借口生病辞职了。接着，组织部门又安排他担任扬州六合县丞，可他到任后从不处理政务，天天做醉鬼，于是意见很快被反映到上级。眼看要被解职了，他借口患痛风，连夜乘小船溜了。这样不负责任，他还振振有词：“弥天大网从天而降，我能够躲到哪里去呢!”

　　回到家乡后，王绩听说附近有一个名叫仲长子光的隐士，“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 30年始终如此，觉得很不错，就搬过去结庐。仲长子光终日不语，却常常请王绩喝酒，王绩活得不亦乐乎。

　　唐武德八年(625年)，朝廷征召前朝官员，王绩仍以原来职务待诏门下省。按照惯例，门下省每天供应官员好酒三升。一次，有人问他：“在朝廷里待诏快乐吗?”他回答说：“待诏薪俸微薄，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也难得升迁，只是每天官府会供应三升美酒，倒还差强人意!”门下省侍中听说之后，说：“王先生既然嗜酒，三升酒怎么够呢?从今天起，每天供应他一斗!”从此，王绩就得了一个“斗酒学士”的雅号。但他却自号“五斗先生”—不仅表明自己酒量大，更隐含了决心向陶渊明学习的意思。

　　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王绩比之更加可爱，他嗜酒如命，哪里有酒就奔向哪里。贞观初期，太乐署史焦革善酿酒，王绩自求任太乐丞。负责选派官吏的部门认为他不合适，不授，他就与组织部的负责人胡搅蛮缠，最后终于当上了。可不久焦革夫妇相继去世，再无人供应好酒，王绩再也无心恋栈，便挂冠归隐了。

　　自归隐后，直到病卒于家中，王绩一直乐此不疲地混迹于村野之间。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到田间做点小活，然后停下来看看花鸟鱼虫，或者倚在某个幽静的角落里看着路上行人，偶尔和他们说说话，聊聊天，高兴时就写一些诗文。“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他一生不得志，归隐后，总喜欢和那些隐居山野的文人一起交游，这首诗就反映了他归隐生活的一个侧面。

　　王绩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而自号“无功”，不难看出他的价值取向呈现明显的出世色彩。他一生由进而退，辞官归隐，大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在王绩侄子编著的《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王绩的兄长)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王绩大概看破了残酷的现实：这个社会没有正义与良知，也没有永恒的胜利，只有暂时的羞辱，如果遁世躲避，远离尘世，其羞自解，其心自宽，而且与天地自然相处，还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与悠闲。

　　也许，嗜酒只是王绩归隐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内心深处逗留官场还是归隐村野的矛盾。酒，只是他内心的一种释放。陶醉于村野的闲适广阔，使他在经历了三仕之后最终选择了隐逸，建立了独特的游离于宫廷仕途之外的价值取向，正如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