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秉公执法，为何却会被书吏利用呢？

　　包拯坐开封府南衙时，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便事先贿赂值堂书吏。这个赃吏收钱后关照犯人：“审讯时你大喊冤枉，我自会为你辩解。”果然，审讯时犯人分辩不已大喊冤枉，那吏员大声骂道：“快吃了脊杖滚出去，别啰嗦!”包拯听后马上对这书吏的卖弄权势产生厌恶，便将他责罚一通，反而把那个犯人从轻发落了。在包拯看来，这叫“以抑吏势”，殊不知“已为(吏)所卖矣”!

　　这便是官清如水敌不过吏猾如油的最好例证。在一部中国州县衙门史上，清官斗不过猾吏的故事有的是。为何会出现这种怪象?根源在于官制和吏制的不同：“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吏员大多是当地豪富推选的，世代盘踞地方衙门，早已与豪富勾结成一气，形成地头蛇之类的势力;而那些到州县里来当官的全是外乡人，上任之初连语言交流都尚是障碍，哪还谈得上熟悉民情，明察秋毫?等有点熟悉了，又得依官制调走。在那些资深吏员看来，衙门的真正主人是他们，上面派来当领导的反倒成了过往客人。如此，官员“为吏所欺”也就理所当然了。

　　自然，像包拯这样行事的，还是出于一个清官的动机，如果是庸官当政，则会不辨是非，被猾吏牵着鼻子走。《名公书判清明集》里记载，南宋江东提刑蔡杭在管辖诸县转了一圈，收到的状纸全是老百姓控告猾吏的。仅以弋阳县孙回、余信二猾吏为例：其平素作为是，广泛分布爪牙，“私押人入狱，讯腿荆至一二百”;其日常收入是，“既有无名钱，又有自寄钱”，对百姓敲锤骨髓，以致怨声载道。当蔡杭传讯证人调查他们的罪行时，他们却率弓手二十余人去捉拿证人;当蔡杭下令逮捕他们时，他们又“拒而不出，方且酣饮娼楼，扬扬自得”。最后，蔡杭的判决是：“孙回决脊杖二十，刺配惠州牢城;余信决脊杖十七，刺配南康军牢城。”

　　猾吏的气焰既然能嚣张到如此地步，身后自有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存在。所以判决出来后，立马引来一片说情之声，“皆谓本县纲解首尾，皆在孙回名下”。财政收入是县政的中心，既然孙回一身而系全局，蔡杭也只好作罢。于是罪犯又以能人的资格，继续从事他的公务。

　　官清如水难敌吏猾如油的又一原因，还在于吏员通晓成例，熟悉档案。说起来这又是中国官场的一大传统：办任何事情，除了有一套繁琐的程式和基本法令之外，应该援引或可资类推的成例也浩如烟海。但是究竟该找什么成例，该从档案库里的哪一架哪一格上去调取，那就是另一门学问了。科举出身的当官人，少有能摸着这些门道的;至于靠荫袭、保举、军功或捐纳等出身的人，就更要差上一大截了。于是，当官的便得向做吏的讨教，抑或干脆交给做吏的去办。

　　那么，吏员的这一套“吏道”是从哪儿获得的呢?一靠家传，即世代为吏，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二靠从师，秦汉时“以吏为师”是社会教育的一项内容，科举制度创立后，依旧有不少专事“吏道”教育的吏师，还有一些在职吏员也利用业余时间收徒教习，居然还有像《习吏幼学指南》之类的通俗教材;三靠自身修炼，久炼成精，特别是那些老奸巨猾的老吏员，简直就是州县衙门里的“真衙神”。

　　宋人刘克庄有首《咏老吏》堪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少谙刀笔老尤工，旧贯新条问更通。斗智固应雄鹜辈，论年亦合作狙公。孙魁明有堪瞒处，包老严犹在套中。只恐阎罗难抹适，铁鞭他日鬼臀红。”这种老吏，阳间没人能治，所以只能诅咒他死后逃不过阎罗王这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