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为何回京却要辞职呢？

　　光绪七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回到北京。当年他是抬着棺材出征西北的，此时却是带着“光复河山”的光环回来的，京城里的百姓闹腾腾的，都要一睹左老爷子的风采。忽然有市民指着城里一座比紫禁城还高大的教堂说：“你们瞧好了，左大人一回京城，准得把这个洋玩意儿给拆了!”

　　这条饱含民族主义激情和愤青情怀的传言，顿时在北京城里头传开，人们都纷纷断言此教堂的寿命延续到左大人进京为止。皇帝听到传言后，慌忙通过有关部门出面辟谣：木有此事。

　　从这个小波澜可以看出老左一贯的为人风格：爱生事，到哪里都动静大，不让人消停。人还没进京城呢，就传言他要拆教堂了。

　　左宗棠的确没消停。

　　老左在地方干了这么大一票业务，又是69岁的人了，无论从功劳还是苦劳角度考虑，他都该歇歇了。老干部歇歇的最好方式，就是待在中央养老，当京官。从这一年二月开始，老左开始在军机处、总理衙门值班拿薪水。老同志德高望重，每天看看报纸，签个名，喝杯龙井，年轻的同事们让着点，老前辈含糊点，大家在办公室和睦相处，能有啥事呢?

　　然而左宗棠居然把同事们闹得 “颇厌苦之”，纷纷叫嚷“跟左老爷子没法混了”，老左也做得不开心，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办离休手续。

　　大清帝国的大厦都歪成那样了，老左还算是个能支撑大厦的，他抽身一退，行吗?但也总不能让他和年轻的同志们在办公室里耗着，于是十月，年近古稀的老左又去了江苏当两江总督。

　　是什么让他在部委办公室待不下去?人事的冲突。人事的冲突，往往是性格的冲突。

　　老左的性格可不是一般的火爆，他严肃得不行，开不起玩笑，稍微犯着他，“必遭呵斥”。曾国藩是他的老战友，没有老曾，老左基本上就是一个事业编制的聘用干部而已。在左宗棠当年一头栽入人生的无底洞时，老曾帮他以四品的身份参加自己的湘军。然而老左在别人手下混，竟然又搞了个独立团出来，而且还偏不叫“湘军”，而叫“楚军”，有点李云龙的味道。

　　尽管老曾对他有提携之恩，却因为具体的业务摩擦，两人很早就不搭话了。老左每次接见部属，一杯茶过后，说几句公事，就进入主题：骂曾国藩。他尤其喜欢当着曾国藩的老部下骂老曾。这些人当着老左的面不好发作，退下来之后就抱怨。

　　曾国藩也许真的有值得骂的地方，然而同事们看的不是恩怨，而是风度，老左的风度显然不及老曾。此外，老左痛恨一个人，那是痛恨到对方死都不罢休。曾国藩去世了，左宗棠参加了追悼会，还送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不负平生。”论贡献，咱没法跟你比;论关系，俺是刀来你是磨刀石，彼此摩擦，彼此进步。似乎老左对老曾释怀了，其实不然。

　　老曾去世后，朝廷考虑要对老曾一生的业绩给个评语了。古代干部死后的荣誉，最难得的就是“文正”，当然还有“文忠”“文襄”之类的备选项。结果皇帝选了“文正”。

　　左宗棠不依，也不管全体中央成员在场，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湘阴话就开骂了：“姓曾的小子居然也配得上文正?这什么世道啊!他都‘文正’了，那老子还岂不成‘武邪’啦。”

　　老左直爽本没错，不过也要看场合，老战友评谥号就这么一回，他也不消停。用这种态度跟同事相处，肯定是混得满世界都是仇人。

　　左宗棠是个光明磊落的民族英雄，人品没得说，然而，也不是没些小毛病。

　　例如喜欢抢话筒。当年在湖南省政府当秘书的时候，湖南省长是骆秉章，有时候幕僚们一起开会，如果当时有麦克风，那麦克风一定是始终被拽在老左手里的。据传老左的表现是“慷慨论事，证据古今”，包括省长大人在内，基本上“静听而已”。不仅开会抢话筒，工作上也抢话筒，他一个做秘书的，把省长厅长的活全干了，“一切专擅”。有一次居然胆大包天，自己写一份文件，用省长的官印一盖，就发到中央去了。

　　你抢人家的话筒，人家就抢你的性命，在官场混，话语权是最要紧的。老左后来差点被小人整死，幸亏咸丰还算清醒，明白老左不是个混办公室的人，而是带团队做业务的精英人才，就指示大臣肃顺：“这姓左的有能耐，别计较他做人的毛病，让他出去带兵吧。”又指示郭嵩焘：“你那个姓左的老友，都四十好几的人了，适当的时候放这小子出来干一干。”领导英明，让脾气暴躁的老左保住了命，又逮着了干事业的机会。

　　老左还有一个毛病：喜欢吹嘘成绩。

　　老左最大的成绩在如今看来当然是收复新疆。历史记得清楚，人民记得清楚，他老人家自己也记得很清楚，因此“好自誉其西陲功绩，每见人刺刺不休”。有一回，江苏官员潘季玉向他汇报工作，还没开口，老左就开始回顾他收复新疆的光辉历程，讲到日上三竿，侍卫上茶，老左一声“送客”，把潘干部打发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潘干部净是听左老爷子讲收复新疆的英模报告，自己的工作汇报基本上就废了。

　　还有一次，李鸿章写了份关于加强大清帝国海防建设的报告，出于尊重，拿给左宗棠过目。老左翻了一页，讲了几句海防，马上扯到西边国防，文件也不看了，光顾着给大伙讲新疆的战斗事迹，讲得“拍案大笑，声震旁室”，一天下来，就看了一页。第二天继续，又看了一页，还是憋不住讲新疆，讲到听众们昏昏欲睡，“皆支颐欲卧”，文件再没翻到第三页。

　　要说老左为什么这么强悍，还得说到科举考试。和年纪轻轻就步入中高层领导岗位的曾国藩不同，左宗棠当年三次会试都没入进士这个圈。老进不了精英阶层的人容易变愤青。考场官场不得意的人，很喜欢给自己鼓劲，生怕被别人瞧不起，因此左宗棠喜欢说出格的话。在长期逆境下，左宗棠的性格被磨砺得相当强势，容不得别人侮辱和蔑视。其实，他心理有时很脆弱，到40岁时，他连个副科级都不是，不免对家里人吐露：唉，看来我得像姜子牙那样被万岁爷梦到，才能有幸出头了。所以，当他成为湖南巡抚幕僚时，那种专断的工作作风，其实是饱含已久的工作热情的发泄。

　　当然，老左本来就是愤青性格，他对于列强的态度就是“锋颖凛凛向敌矣”。因此，晚清的愤青都是以左宗棠为老大和偶像的，舆论都站在他这一边。

　　老左不看列强的脸色，列强倒是很在乎他的脸色。老左巡视吴淞口，经过上海时，西方各国马上为其竖起龙旗，还鸣炮欢迎，一路上迎接引导，既殷勤又谨慎。

　　既然是愤青性格，对敌人必定像秋风般无情，若要他对办公室同事忽然换副嘴脸，像春风般温暖，这个急拐弯有技术难度，老左做不到啊!更何况，老左与这些同事战友极有可能存在路线上、工作模式上的差异：例如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例如在外交上主张“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的曾国藩。

　　他的性格缺陷是“好自矜伐”、骄傲、喜欢夸耀，不过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有那么一个强势的人物，替我们的民族出来骄傲夸耀一番，也算是给当时积贫积弱的晚清帝国补补钙吧。这样的值得起立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