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造纸术是怎么传入西方的 这个和一场战役脱不开关系

　　很多人都不了解古代造纸术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欣赏。

　　纸的发明，加快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东汉元兴年间，宦官蔡伦利用树皮、麻头等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改进了造纸术，成为现代纸张的源头。造纸术在中国不断地发展，至唐代，已经发明出麻纸、桑皮纸、藤纸、竹纸、檀皮纸、瑞香皮纸、稻麦秆纸等各种以不同原料制作的纸类。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现代造纸术都自中国学习而来。而造纸术最早的西传过程，就与怛逻斯之战关系十分密切。

　　一万多怛逻斯之战的中国俘虏中，恰好有造纸术工匠在其中。《周游与列国》的作者曾说：“造纸术从中国传到撒马尔罕，由于中国的俘虏。生擒此等中国俘虏的人，为齐亚德·伊本·萨里将军。从众俘虏中，得造纸工匠若干人，由是设厂造纸，驰名远近。造纸业发达后，不仅供应需要，且能销行各地，为撒马尔罕对外贸易的一种出口品。造纸既盛，抄写便利，不仅利济一方，实亦全世界人类的福利。”10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塔来比也在他的著作中提道：“撒马尔罕的特色，必须提及者为纸，因其美观合用价廉，而取代了以前用以书写的埃及纸草及羊皮纸。这种纸，仅是在这里和中国才有。”从两段文字可以看出中国造纸术西传的伟大意义。而西传的首站，便是撒马尔罕，传播者，便是怛逻斯之战的战俘。

　　今天的撒马尔罕大学图书馆里，有许多自古代保存下来的珍贵图书，这些图书以波斯语为主。据这里的纸张权威专家纳吉姆先生说，这批文献都是以撒马尔罕纸为书写材料。这种纸以桑皮为原料，纸质细腻，可以被完好地保存至今。

　　794年，在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执政时期，在呼罗珊地区的执政者伯尔麦克家族的呼吁下，从撒马尔罕招来唐工匠，在首都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分别建设造纸厂。这标志着在今天的地理概念当中，造纸术从中亚传入了西亚。造纸术又朝着地图的西方迈进了一步。

　　9世纪末，造纸术又传到埃及，取缔了埃及传统的莎草纸。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发明了莎草纸作为书写的载体，不过莎草纸并不是现代意义的“纸”，而是对纸莎草这种植物的茎进行一定的处理制作而成，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竹简。波斯一位旅行家所著的《开罗见闻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时城里人购买菜蔬、香料等，都是用纸包装的。”看到这样的记载，我们不禁想起传统中国的茶行里售卖茶叶，或者点心铺售卖点心时，常使用的纸制包装。可见，在埃及，人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包装食物，这说明此时埃及发达的造纸术已经不仅可以供应书写。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造纸术又经埃及传至同处北非的利比亚和摩洛哥。摩洛哥的北部与西班牙隔海相望，阿拉伯人以此为跳板入侵西班牙，造纸术随之传入西班牙。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开设的造纸厂不仅是西班牙的第一家造纸厂，还是整个欧洲的第一家造纸厂。

　　西班牙的造纸业在起初的一百年时间里，一直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中。后来随着获得罗马天主教教皇允许的十字军东征，一部分军人学会了造纸的技术。1157年，造纸术终于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传到了法国，在比达隆开设了首家基督教国家的造纸厂，这是象征着造纸术西传历史的又一个标志。

　　1276年，造纸术传入意大利。意大利的佩扎罗市率先开设造纸厂。很快，这里就成了意大利制造手抄纸的中心。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意大利不断开设造纸厂，其造纸业的发达程度很快超过了西班牙，成为整个欧洲纸张的核心供应国家。

　　1391年，德国的早期木板印刷中心纽伦堡，开设了第一家中国式造纸厂。1393年，在《纽伦堡的年代纪》中，首次用插图的形式介绍了此家造纸厂的情况。15世纪，造纸术在欧洲遍地开花，比利时、瑞士、英国、波兰、奥地利、俄罗斯等地纷纷引进了造纸术，开设造纸厂。而就在这一时代，由于铅字印刷术的发明，纸张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早期僧侣们在僧院里用羊皮纸一字一字抄写的书本，通过印刷的手段可以广泛地流向民间，纸张在这一文化普及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纸还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美术、音乐等领域，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1575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建立了美洲第一家造纸厂。1690年，荷兰人将造纸术带到了费城，揭开了美国造纸业的篇章。1803年，造纸业又传入加拿大。19世纪初，澳大利亚兴建了澳洲第一家造纸厂。至此，中国的造纸术经过万般波折，穿过崇山峻岭，跨过各个大洋，传遍世界五大洲。

　　而这一切，都是因怛逻斯战败的唐军战俘而开始。

　　唐军战俘不仅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还陆续将中国的文化、见闻讲述给阿拉伯人，令阿拉伯的商人对中国充满了无限遐想。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将自己在中国经商时候的见闻写成《苏莱曼东游记》，里面记述了唐王朝的皇帝、城市、官制、司法、交通、婚俗等，为阿拉伯人以及日后欧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资料。

　　随着大量的阿拉伯人进入中国，唐朝官方也对伊斯兰教抱持着开放的态度，不仅不干涉外籍穆斯林的信仰及生活习惯，而且还在穆斯林密集的地区如广州，授予他们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